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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在阻碍女性?

普林斯顿—我在撰写《大西洋》(The Atlantic)7/8月号的封面文章《为什么女性仍然得不到这些》(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时就预料到许多和我一样大或者比我更年长的美国职业女性会对此心怀不满,而25—35年龄段的女性会对此反应积极。我还预料年青一代的许多男性也会有激烈的反应,因为他们当中有不少在家带孩子、支持老婆的事业,同时追求自己的计划。

我还预料商界代表会对我所提出的解决办法评论一番,说它们可行或纯属乌托邦什么的。我的方案包括更大的工作地点灵活性、终结坐班文化和“时间大男子主义”(time machismo)、允许不再工作或只从事兼职的父母在重回工作岗位后获得平等的竞争高管职位的机会,如此等等。

 1972 Hoover Dam

Trump and the End of the West?

As the US president-elect fills his administration, the direction of American policy is coming into focus. Project Syndicate contributors interpret what’s on the horizon.

我不曾预料到的是反应如此之速、如此之大——短短一周之内便有近一百万读者和数不胜数的文章、电视、广播和博客与我争论这一话题,而且范围涉及全世界。我接受了英国、德国、挪威、印度、澳大利亚、日本、荷兰和巴西记者的采访;与该文相关的文章在法国、爱尔兰、意大利、玻利维亚、牙买加、越南、以色列、黎巴嫩、加拿大和其他许多国家大量涌现。

当然,不同国家的反应各不相同。事实上,从许多方面看,这篇文章可以称为一国在通往男女完全平等之路上处于何处的试金石。比如,印度和英国已经有过强势的女性首相——英迪拉·甘地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但如今必须与成功女性的“巾帼不让须眉”原型作斗争。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知道,全世界女性把它们视为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先锋——能让女性既当母亲,又成为成功职业妇女,并鼓励和期望男性承担同样的抚养责任。但这些国家私人部门的女性管理者人数不及美国,获得顶尖职位的女性更是少之又少。

德国人在这个问题上颇为纠结。一家德国主要刊物决定把我的文章纳入“职业女性承认居家才是更好的归宿”这一议题。另一家大刊(比前一家更靠谱一些)大肆渲染了我所强调的需要通过深刻社会和经济变革来促使女性获得平等选择机会的观点。

法国人一如既往地刻意保持着旁观姿态,甚至略带嗤之以鼻之意,作为一个将“女权主义”视为反女性的美国产物加以拒绝、并出产了成就斐然又优雅绰约的IMF总裁克里斯汀·拉加德这样的领袖人物的国家,持有这样的态度倒也合适。当然,拉加德的前任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以及许多其他法国男性的行径在庸俗的美国人眼里属于如假包换的性骚扰,这表明大概有一种“法国式女权主义”(feminisme a la Française)在作祟。

在欧洲之外,日本女性哀叹她们在无情的男权文化和性别歧视中仍然任重道远。在中国,新一代女性受过教育,也拥有权利,她们犹豫着要不要结婚,因为害怕丈夫(和婆婆)限制自己的自由。

巴西女性自豪地指出她们有一个女总统迪尔马·罗塞夫,但也强调仍然存在严重的歧视。在澳大利亚,工作-生活的争论一直不温不火,女性将第一位女总理茱莉亚·吉拉德视为榜样,但也指出她没有孩子(德国第一位女领导人、总理默克尔也是如此)。

这场全球争论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首先,如果“软实力”意味着因“他人欲你之所欲”(约瑟夫·奈(Joseph Nye)语)而施加影响,那么全世界女性之所欲乃美国女权主义者已为之奋斗了三代人的东西。

其次,毫不奇怪,美国人可以从其他国家的争论、法律和文化范式中学到很多东西。毕竟,许多国家女性在政界的爬升速度要远快于美国。事实上,美国从来没有出过女总统、女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女财政部长和女国防部长。

最后,这些都不是“女性的问题”,而是社会和经济问题。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发现如何用好半边天所受的教育和天赋,同时又让女性及其伙伴为家庭进行投资,那么这个社会就能在全球知识/创新经济中赢得竞争优势。

当然,全世界还有千百万女性巴不得可以面临我所描述的问题。上周,巴基斯坦又曝出一桩谋杀女性权利活跃分子的案子;有证据表明埃及军方可能故意采用性侵犯阻止女性在开罗解放广场的示威;纽约女性媒体中心曝光了叙利亚政府军的性侵和轮奸行径;一份视频显示塔利班某指挥官残忍地以通奸罪处决一名女性,而他的士兵和村民一边围观一边欢呼。

这些只是许多妇女所面对的身体暴力的极端例子。从全球看,超过10亿女性在教育、营养、卫生和薪酬方面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公然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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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权利是最重要的全球性问题,关注最严重暴力行为刻不容缓。仍以某冷静客观、广受尊敬的美国杂志的最新事实报告为例。在一篇题为《华盛顿的女性》(Women in Washington)的文章中,《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观察道,在美国首都,女性地位已经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仍然面临职业壁垒,其中最大的壁垒是成家。”

如果“成家”依然是女性的职业壁垒,而对男性并非如此,那么这便是一个女性权利问题(从而也是人权问题)。在全球工作、家庭和性别平等承诺的大论战中,没有哪个社会可以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