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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堕胎悲剧

墨尔本—上个月,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位身患白血病的怀孕少女推迟了化疗时间,因为医生担心化疗会令她中止妊娠,因此违反该国严格的反堕胎法。在经过医生、律师和少女家庭的多方讨论后,化疗还是开始了,但在该案例发生以前,人们一直没有注意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堕胎法是多么死板。

堕胎在发达国家广受媒体报道,特别是在美国。共和党利用反对堕胎争取选民。最近,奥巴马的连任竞选活动对此进行了反击,放出了一则电视广告,广告中一位妇女说:这是“当女人的恐怖时刻。”这句话是针对罗姆尼的,后者说他支持禁止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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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发展中国家,86%的堕胎行为没有受到如此重视。尽管非洲和拉美的大部分国家都有在绝大部分环境下禁止堕胎的法律,但官方禁令并没有阻止堕胎率的高企。

在非洲,每1000名妇女就有29起堕胎,拉美则是1000名妇女有32起堕胎。作为比较,在大部分环境下一般会允许堕胎行为的西欧,这个数字只有12。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不安全堕胎每年造成47000位妇女死亡,几乎全部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另有500万妇女每年因此受伤,其中一些是永久性伤害。

世卫组织说,几乎所有这些死亡和受伤案例都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性教育和关于家庭规划和避孕的信息得到满足的话,或者如果能够提供安全、合法的人工流产以及防止和治疗堕胎并发症的后续看护的话。据估计,在发展中国家,2200万妇女表示她们希望不要怀孕,但缺少达到这一目的的知识,也很难得到有效的避孕措施。

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对个人如此,对我们已经人口严重过剩的地球同样如此。上个月,英国国际发展部和盖茨基金会主办的家庭规划伦敦峰会承诺,将会在2020年帮助1200万堕胎妇女。

梵蒂冈报纸对此的反应是抨击梅琳达·盖茨。据估计,梅琳达在组织这一计划并提供部分资金方面的努力将使近300万婴儿免于在不到一岁时夭折,更能让堕胎减少5000万起。你也许认为罗马教廷会觉得这一成果值得赞誉。(梅琳达本人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并目睹了妇女无法哺育孩子或因不安全堕胎致残的惨状。)

限制合法堕胎的获得途径导致许多贫困妇女选择不去安全堕胎。1998年,南非应要求将堕胎合法化,结果堕胎相关死亡案例下降了91%。而米索前列醇(misoprostol)和米非司酮(mifepristone)等可由药剂师提供的药物的开发使���发展中国家的堕胎也可以变得相对安全和廉价。

反对者会说,堕胎天然对胎儿非常危险。他们指出,堕胎无异于扼杀一个独一无二的活着的人类个体。这一观点很难反驳,至少用“人类”一词意味着“智人种的成员”。

诚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声称这是妇女的“选择权利”来避免胎儿的道德地位这一伦理问题。如果胎儿真的拥有与其他人类同样的道德地位,那么就很难认为妊娠妇女的选择权利中包括杀死胎儿的权利,或许当妊娠妇女本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是个例外。

反堕胎观点的错误在于,它与胎儿是智人种的活体个体这一正确的科学主张渐行渐远,却因此推出胎儿拥有与其他人类相同的权利这一伦理主张。属于智人种这一事实并不足以成为个体生命拥有生命权的依据。同样,自我意识和理性之类的特性也不能保证胎儿因为心智能力不如(比如)奶牛而获得更好比奶牛的保护。但包围堕胎诊所的“支持生命”团体极少会去包围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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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雄辩地指出,我们不能不顾渴望活下去的有自我意识的生命体的意愿,剥夺他们的生命。我们将此视为对他们自治权利的侵犯,或是粗暴干涉他们自身的偏好。但一个生命体具有变成拥有理性自我意识的潜能就意味着在它实际拥有理性或自我意识能力之前终结其生命是错误的吗?

我们没有义务让每一个具有该潜能的生命体成为理性生命体以实现这一潜能。如果遇到了冲突——一方是潜在理性生命体的当然利益(此时它甚至尚未形成意识),另一方是已成为理性妇女的切身利益——那么我们应该毫无例外地偏向于妇女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