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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主义的两难困境

突然间,许多人在使用“多元文化社会”这个术语时候变得犹豫不决。抑或,他们不愿意持着赞成态度将这个术语作为一个形容社会实体所至少应该达到的理想模式的词来使用。

7月发生在伦敦的恐怖主义袭击将“多元文化社会”这个概念的优缺点同时暴露出来。毫无疑问,伦敦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大都市。地铁内的大规模袭击,诸如炸弹爆炸,必然伤及了许多不同文化背景和信仰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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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或更确切地说是站在“试管”(正如人们对伦敦地铁的爱称)中,人们不绝惊讶于犹太母亲与穆斯林男人、西印第安年轻人和南亚商人、以及许多其他同样忍受着紧张局势的人们之间的和平相处,他们彼此以礼相待以缓解紧张局势所带来的影响。恐怖袭击不仅使人们看到特定人群间如何相互帮助,也揭示出包含各人种成份的整个城市如何表现出共同的乐观精神风貌。

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积极面。细心的观察家一直注意到,这种积极面仅存在于公共领域,仅限于那些城市中所有人都共享的一部分生活。它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延伸到人们的家中,更不用说他们在私人领域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为何伦敦经历了多元文化社会的另一种黑暗面的原因之一:多元文化主义的外表很脆弱。不需费太大功夫就可以让一个群体的人们与曾与他们和平相处过的群体反目为仇。

我们之所以了解这一点是因为这正是1990年代曾笼罩巴尔干地区的致命环境的核心问题。数十年来(在有些地方可能更长),塞族(Serbs)和克族(Croats )——其实是东正教、天主教和穆斯林“南斯拉夫人”——曾毗邻而居。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们会在这样一个血腥的暴行中彼此反目,也没有人想到波黑也因此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多元文化社会。但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并且此时正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发生在英国。

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讨论的不是宿怨的回归。如今,通常以恐怖主义形式出现的种族和文化冲突,并不是人们以为的死火山喷发。相反,它们是一种当代才有的现象。

对恐怖主义分子本身而言,这种冲突是现代化带来的混乱后果之一。在不断融入多元文化环境的外表下,许多人——尤其是带有移民背景的年轻人——在围绕他们的这片矛盾世界中迷失了方向。他们那原本天衣无缝、兼容并包的传统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还没有成为当代个人主义世界的自信公民。就业、乃至贫困都不是这个问题的首要所在,边缘化与异化以及对归属感的缺失才是首要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恐怖主义的主要特点发挥了作用:鼓吹煽动仇恨,这招经常被自封的领导人所使用。他们未必是宗教领袖;他们是在巴尔干以及其他地区鼓吹一国比其他国家优越的民族主义分子。但是,把这些仇恨传播者称为“鼓吹者”恰如其分,因为他们一直宣扬着尊崇犯罪行为的更高价值。

通过煽动仇恨鼓动犯罪能量本身是一个当代现象。这和那些那些种族团体的民族决心毫无关系,更不用说与那些不可信的鼓吹了。仇恨鼓吹者使用现代方式加强他们的个人力量并在他们周围制造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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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他们抗衡并不一定要牵涉到战争,或甚至夸夸其谈地使用“反恐战争”这个词。当然,我们要做的一部分是要找出那些相对数目较少、却准备用他们的生命不加选择、没有具体目标地破坏他人生命的人们。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找出仇恨鼓吹者并制止他们的致命性煽动。这就是为什么抓获并起诉曾掀起如此众多波斯尼亚塞族人杀戮狂潮的拉多凡·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前波黑领导人)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这也就是为何必须制止好战的伊斯兰主义鼓吹者的原因。

除了这个目标仔细确定——并且目标大体限定的任务之外,还需要在全社会加强共同价值和相互合作的范围,毕竟这个社会还要继续保持多元文化。这将是个困难重重的任务,无法一蹴而就。民族间的差异不会消失,也没有必要消失;但是若要保证所有的公民能够彼此信赖,就要求我们在公共领域内找到一种能够加深并支持市民间信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