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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资本

约翰内斯堡——种族隔离制度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非洲国民大会在南非掌权也已经持续了23年。但就像雅各布·祖玛总统在近期的国情咨文中所报告的那样,国家仍然控制在白人手中。

“白人家庭的收入至少是黑人家庭的五倍,”祖马表示,“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百强企业中仅有10%的所有者是南非黑人。”白人依然占据高管人员的72%。普遍被用来衡量不平等现象的基尼系数没有任何下降的迹象,仍然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

取得这样的成果还是在实行一项名叫黑人经济赋权(BEE)计划的强势积极行动长达14年后,该计划制定了各式各样促进黑人参与所有权、管理、控制、技能开发、采购和创业的激励和限制措施。白人股权所有者被要求将股权出售给黑人,而这种股权交易往往高度杠杆化并且来源于公共资金。

但祖玛认为,这样的结果并没有实现1981年时任非国大总统奥利佛·坦博所设定的目标,坦博总统曾试图通过“将国家财富归还给全体民众”来实现经济解放。这项目标理应通过“激进的经济转型”才能实现,而在祖玛看来,这意味着“面向以非洲人和女性为主的全体南非民众对结构、制度、体系和所有权、管理及经济控制模式进行彻底的改造。”南非需要直面他和其他人口中的“白人垄断资本”。

祖马似乎试图按照经济自由战士领导者兼委内瑞拉查韦斯方案崇拜者尤利乌斯·马勒马所指明的方向进行激进的资产再分配改造。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及其继任者尼古拉斯·马杜罗进行了石油、钢铁、水泥、电信、银行、农业用地、乳品公司和连锁超市的国有化,并投资由国家主导的合资企业生产汽车、电子产品、白电和其他无数种产品。各行各业的产量都大幅萎缩,查韦斯改革在委内瑞拉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不平等仍是主要关切且民众渴望激进变化的世界里,应当如何理解这些经验呢?委内瑞拉和南非为何均未能实现他们领袖所追求的目标?

启发祖玛、坦博、查韦斯和马杜罗的许多思想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他们和对像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这样的当代思想家来说,经济世界包括两种基本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本所有者控制着生产资料,这赋予他们超越劳动力的权力。坦博所说的解放意味着“将国家财富”——资本所有权——归还其合法所有者,或者通过直接归还,或者通过代表所有者的政府。

但资本像未来一样,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样子。它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廉价而丰富的商品。如果不拥有资本,你可以去租。

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四十家最大公司主要归外国机构投资者所有。市场的另外12.5%归南非公共投资公司,该公司负责政府雇员养老金的管理工作。从这个角度讲,按照祖马的说法,黑人个体投资者已拥有股票市场10%的成绩已经非常亮眼,因为市场主要掌握在机构而非个人投资者手中。但执着于“黑人”股权所有制除了创造出少数超富财阀外,似乎并没有实现“解放”。

问题在于生产过程不仅需要资本和劳动力,而且还需要技术——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忽视了这个因素。技术是完成任务的能力。它只存在于人的头脑当中。技术的涉及面多种多样,包括厨师、审计人员、水管工、脊椎按摩师和网页设计者。

技术的传播和积累非常缓慢,主要通过在职学习,这是一个模仿与重复的漫长过程:技术的学习主要通过实际操作。南非黑人经济赋权的一个积极层面是它要求企业招聘非常多样化的管理和工人团队,以便允许从前被排除在外的群体进入到技术的积累过程当中。

但二十年经验的管理者无法在一夜之间产生。无论你想要实现的变革多么激进,技术都不能被剥夺或者国有化。像拔牙一样将技术从现在掌握它的人脑中提取出来根本不可能。

但技术可以被解雇,2003年查韦斯就曾解雇了石油行业累计拥有300,000 年工作经验的工人。技术也可以被吓跑,就像超过500,000名南非白人。政府也可以阻碍技术引入,比如通过南非严格的移民和劳工政策。

没有技术生产就会崩溃,同样的情况在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就曾经发生。但问题不仅在于已经存在的企业;那些尚未存在的企业也同样重要,因为它们从未成立也从未扩张(如果情况相反,南非就不会缺少民众正在寻找的900万份工作)。

南非有可能步津巴布韦、委内瑞拉和阿尔及利亚的后尘,这些国家的后独立或革命政府继承的技术主要存在于新领导人可能并不喜欢的人的头脑中。只有利用或失去两个选项,而“激进改革”的尝试意味着通过移民和排斥的方式失去它。在此过程中,领导人造成技术匮乏从而导致价格上升、社会变得更穷、更不平等。原本想要“还富于民”的尝试却导致民众因此而受苦。

另一种方案是通过赋予“我们”更新、更包容的定义来克服过去的分歧,承认现有技术和掌握者的潜在贡献,并保障技术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向社会的其他领域分流。最终,问题的关键在于南非是否像津巴布韦那样将自己视为掺入了不纯洁因素的非洲黑人国家,还是像纳尔逊·曼德拉所传播的那样将自己视为“彩虹国”,一个因为积累技术、拥抱多样性而强大的国度。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