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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程的自由

发自纽约——在得到从北京赴美的官方许可之后,西方媒体将我的朋友兼同僚陈光诚称为一个飞向自由的盲人活动家。而对中国来说,重要的不是陈光诚作为盲人的事实或者其家人对美国的造访,而是他秉承着一个普世人权的理想,但直到有一天中国能履行自己的承诺让他重归祖国,这个理想才算完全实现。

对中国来说,迫使我们这样的学者和异见分子流亡早有先例。1989年学生运动爆发时,当时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数学博士学位的我回到北京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的运动,最终也在屠杀之下侥幸逃生并重回美国。

由于我的行为,中国拒绝更新我的护照。因此当我在2002年回国协助举行工人权益运动时使用的是朋友的护照。为此我被作为政治犯关押了5年之久,其中一年半时间都是在单人牢房度过,不允许人探望,无书可读,连纸笔都摸不到。

中国最重在释放我的时候给我换了新护照,但条件是我必须回到美国。我曾三次试图回国,但每次都在香港机场遭到了拦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