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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穆特·科尔的愿景和遗产

汉堡—赫尔穆特·科尔逝世了,这位被克林顿称为 “几十年来欧洲最大的人物”的德国前总理离开了我们。科尔具备了成功政治家的绝大多数特质:雄心、冷酷、坚韧、策略技巧,以及与普通民众的心灵相通。与他的两位前任勃兰特和施密特相反,他没有什么个人魅力(勃兰特充满了个人魅力)和语言天赋。正是这一点,让科尔实现了此前不可想象的成就:在一个统一的欧洲里,实现了德国的重新统一。

许多人,特别是德国人,回忆起1989年底到1990年初的这几个不平凡的月份时仍然觉得,尽管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已经日薄西山,但这位看上去令人乏味的普通外省人能够抓住机会统一分裂的国家,并驾轻就熟地智胜反对者,实在令人惊讶。在他们看来,科尔幸运地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

但外交的幸运结果很少纯属偶然;幸运只垂青于有准备之人。1989年夏天,科尔对局势变化速度之快与其他所有人都一样震惊。但他在1982年成为总理后一直在为这个历史机遇做准备。

国内政策问题难免需要科尔拿出注意力和治国技能;否则的话,他也很难成为他所在的政党和他的国家自俾斯麦以来德国任期最长领导人。但在他的心中最重要、他倾注了最大天赋的,还是确保德国在和平的欧洲的未来这一目标。我当时是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记者,时常与他在他波恩的办公室里交换意见。“外交政策,”他经常告诉我,“比国内政策更重要,因为错误会造成非常沉重的代价。”

科尔避免犯错的主要方法是与德国的福祉有关的各路力量建立信任,不管是大还是小。此外,德国的重新统一,不论什么程度,一旦出现了机会,就需要外部支持。施密特的主要战略工具是保证可算计性(calculability),而科尔则是创造信任。他也时刻准备着去强化和构建它。

对于德国不可或缺的主要盟友美国,科尔从上任伊始就寻求尽可能紧密的关系。1982年,施密特政府因群众大规模反对美国在西德部署中程核导弹而黯然下台,随后上台的科尔对此寸步不让,他认识到,屈从于公众压力背弃德国的承诺既有损于美国的尊重和信任,也不利于他在莫斯科的信誉。

多年后,当欧洲的高墙开始倒塌时,科尔已经与华盛顿建立了独特的信任关系。他让老布什总统成为德国重新统一的坚定的决定性支持者,他确保了重新统一后的德国仍然是西方坚定的锚。

与此同时,尽管苏联老迈而孱弱的共产主义领导让前进渺茫,但科尔仍然坚持了勃兰特和施密特的缓和政策,而这一政策就连他自己的政党也是坚决反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科尔一最先识破这位新苏联领导人大胆的裁军方案只不过是照搬戈培尔的宣传策略。

但随着科尔认识到戈尔巴乔夫是认真的,他立刻祭出了构建信任战略,与戈尔巴乔夫建立了紧密的个人关系。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欧洲冷战地图就绝不可能和平地发生改变。当机会自己浮现时,随之而来的协定——从当时的政治气候来说绝对引人注目——之所以得以成功,完全是因为科尔一直着眼于协议的收益。

对科尔来说,一个紧密统一的欧洲是一个深刻的感情问题(deeply emotional matter),也是欧洲的和平和德国的福祉的关键条件。他成功地赢得了法国总统密特朗的信任和时任欧洲委员会主席、欧洲单一市场的缔造者德洛斯(Jacques Delors)的友谊。

同样重要的是,科尔与德国周边的所有国家形成了一张关系网。他精读了这些国家的历史,尤其擅长总结它们对德国的态度是如何受到历史的影响的。他坚信,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必须是最有建设性乃至最慷慨的欧洲俱乐部成员。

有一次,科尔出乎我意料之外地问我,他的大块头——在执政期间,他身高1.93米,体重136公斤以上——是否能打消人们对跋扈的德国的担心。我毫无困难地给他吃了颗定心丸。当时是1989年,德国重新统一即将实现,科尔多年来所营造的信任受到了成效,安抚了足够多欧洲人的担忧,使他能够获得必要的支持。

如今,科尔构建信任的策略仍然在德国的官方话语中掷地有声,尽管在实践中已经不再那么固定。无法预测他会对俄罗斯在西方仍然对它时刻提防的时候疏远西方的做法有何反应,或者他是否会与默克尔不同,用当机立断的团结(immediate solidarity)和更加当机立断的影响(more immediate effect)应对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科尔会以公开将他自己和美国保持距离来应对吗?还是会试图强化跨大西洋合作的基础?

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科尔不会只寻求短期或国内群众支持的方案。相反,它会去理解这些挑战欧洲秩序的影响。德国曾经是(现在也依然是)这一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他的任何政策应对都会融合他对德国和欧洲的长期愿景。

正是这种不可或缺的政治家的品质,而不仅仅是因为带来了德国的重新统一,让科尔值得被铭记和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