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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对阵智力

多伦多 — 2002年,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认知科学家丹尼尔·卡纳曼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他和长期合作者阿莫斯·特沃斯基(已经于1996年过世)所作的贡献。他们的工作针是针对判断和决策的:二者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是否理性。他们探究了人们怎样做出选择和评估可能,还揭示了在决策过程中典型的基本错误。

他们所揭示的思维错误并不是客厅游戏里面的小过失。具有理性意味着确定适当的目标,并且基于个人的目标和信念来采取适当的行为,而且持有和可获得的证据相称的信念。它还意味着采用尽可能最佳的手段来达成一个人的生活目标。因此,如果违反卡纳曼和特沃斯基验证过的思考规律,就会带来实际后果:我们对生活的不满程度将会增大。在我自己实验室中进行的研究显示:在卡纳曼和特沃斯基研究过的判断和决策技能中,存在着系统性的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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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诺贝尔奖是针对就某些认知特征所作的研究而颁发的。而在行为科学最广为人知的脑力评估 —智力测验里,这些认知特征却完全无影无踪。科学家和外行人同样倾向于赞同“优质思维”包含着准确的判断力和决策力,这也是帮助我们达成目标的思维能力。但是智力测验中却找不到针对这种优质的(理性的)思维的测定方式。

智力测验测试了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它们没有测量理性思维的程度。如果智商能够准确 预测 理性思维能力,这项省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从自己的研究组别里得出的发现正好相反:智商最多只能部分预测理性,有些理性思维技巧还完全和智商无关。

对于世界许多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而言,智力测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学术和职业生涯。孩子们接受智力测验来决定是否能被学校录取进专为天才儿童所设的项目。为公司和军队所倚重的测试和排序方法差不多就是隐形智力测验。

也许必须对智力给予一些关注,然而忽略起码是同样重要的认知能力—这一趋势却不合理:正是这种能力支撑起理性的思维和行为。

长期以来,智力测验的批评家们已经指出这些测验忽略了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主要是类似社会情感能力,情感转移能力和人际交流技能等非认知领域。然而,即使是作为认知功能的衡量方式,智力测验也很不全面,这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事实就体现出来:许多人虽然智商出众,但在理性思维和行为方面却体现出了彻底的无能。由于形形色色的原因,我们已经过分高估了那些由智力测验进行测试的思维能力,却低估了其他重要的认知技能,例如理性思维的能力。

有些思维方面的错误导致人们进行非理性思考,心理学家已经对这些错误的主要类别进行了研究。他们研究了人们的下列倾向:减缓对不连贯的可能性进行测试;在知识判断上过于自信;忽略对立假说;带着“我这边“的偏见来评估证据;因为框架效应而放慢自相矛盾的偏好;过分看重短期回报而牺牲长期福祉;允许决定受不相干的环境因素干扰,还有许多其他倾向。

所有这些类型的非理性判断和决策都与智商毫不相关,也就是说智力测验可能无法捕捉到理性思维方面的个体差异。智力测验评估的是脑力技能,这一技能已经被人们研究多时;而心理学家直到最近才找到测算理性和非理性思维倾向的工具。尽管如此,认知科学近来在理性思维研究上取得的进展意味着:没有什么因素—金钱除外—会阻止我们设立“RQ”测试(理性测试)。

这种测试也许将被证明大有裨益。例如,次优投资决定是和下列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在知识判断方面的过度自信,倾向于过度诠释机会事件,容易于用情感因素代替思考。医学和法律决策方面的错误同样与具体的非理性思维倾向相关,心理学家已经就此展开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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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领域中,都存在策略和环境方面的困境来导致思考发生错误。但是认识到这些思维错误更多是和理性而不是和智力相关,这一点十分重要。如果学校,企业和政府对智力测验中缺失的认知能力给予关注,就能减少类似错误的发生。

不过,这些机构仍然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用来关注智商,而不是用来教会人们为了达到目标应该如何进行思考��似乎智商已经变成了我们文化中的图腾。但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是培养推理策略,它能极大地增加人类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