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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多拉文件与民主之危

纽约—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牵头调查并公布的一批“潘多拉文件”曝光了政客、商人、体育明星与文化名人隐瞒财富的行为,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但是,有多少人会去关注为他们做事的律师和会计师呢?

ICIJ调查所披露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诚然,今天的超级富豪和权贵们玩弄法律的庞大规模、复杂技术和法律火力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但是,真正令人震惊的是,世界各地的600多名记者冒着自身安全和职业前途的风险曝光了这些丑事。这项任务的难度也证明了律师、立法机构和法院是如何将法律向精英阶层倾斜的。

为了隐藏财富,富豪和权贵们沿用了过去几百年的老策略:编纂法律。1535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严厉打击用益制度(the use),因为它威胁到了当时(封建时期)的财产关系并能够充当避税工具。但通过巧妙的合法套汇,这一手段很快就被另一种更加强大的工具所取代:信托。

信托是有史以来为创造和保护私人财富而发明的最巧妙的法律工具之一,它由律师根据合法程序定义,并受到衡平法院的认可。过去,富人们利用信托规避继承规则。今天,它则成为了避税和金融资产(包括资产支持证券及其衍生品)的首选工具。

从功能上看,信托在不遵守正式的财产法规定的条件下改变了资产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创造出了一种影子产权。建立信托需要资产(如土地、股票或债券)和三方人士:财产所有者(委托人)、财产管理者(受托人)和受益人。所有者将资产的合法所有权(尽管不一定是实际占有)转让给受托人,受托人承诺按照所有者的指示代表受益人管理资产。

其他人对此不必知情,因为信托不需要登记财产所有权或披露各方身份。透明度的缺乏使得信托成为与债权人和税务机关捉迷藏的完美工具。而且,由于所有权和经济利益在三方之中是割裂开来的,没有人愿意承担所有权带来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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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成为全球精英青睐的合法工具,不是因为市场无形之手,而是有目的的法律设计。律师们突破了现有法律的界限,法院承认并执行他们的创新,之后,立法者(其中一些人可能受惠于富有的捐赠者)就将这些判例编入法规之中。随着先前限制的取消,信托法的豁免范围得以扩大。

这些法律变化确保了越来越多的资产可以以信托的方式持有,受托人则不再局限于法官那样的可敬人士,而是可以让法人来担任。此外,信托义务得以削减,受托人责任开始减轻,信托周期更加灵活。这些法律上的调整加在一起,使得信托更加顺应全球金融发展。

国际社会鼓励还未建立信托制度的国家跟上。1985年的《海牙信托公约》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通过的一项国际条约。在立法者顶住压力、暂未批准建立信托的国家,律师们则根据根据管理基金会、协会或公司的法律创造了类似的制度,他们赌的就是(往往还赌对了)法院会支持他们的创新。

尽管一些司法管辖区在法律上竭力支持私人财富创造,其他司法管辖区却试图打击税收和法律套汇。但是,只有在立法机关能够选择在其管辖范围内实施的法律时,法律限制才能发挥效力。在全球化时代,由于法律的“可移动性”,大多数立法机关已经失去了这种选择权。一个国家没有“适宜”的法律,另一个国家可能会有。只要企业运作地认可并执行外国法律,法律和会计文书就可以送至最友好的外国司法管辖区,事情就能办成了。

因此,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已成为国际菜单上的选项,资产持有者可以从中选择他们希望受其管辖的法律。他们不需要护照或签证,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法律的外衣。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新的合法身份,特权人士们可以决定交多少税,要遵守哪些法律法规。如果法律障碍无法轻易地克服,他们来自全球顶尖事务所的律师则会起草立法,让国家的法律去适应全球金融的“最佳实践”。南达科塔州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这样的避税和信托天堂就提供了黄金标准。

这些做法的成本由流动性最低和不够富裕的人来承担。把法律变成富人和权贵的金矿会直接造成不平等,但其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破坏法律的合法性,从而威胁到民主治理的基础。

富裕的精英阶层和他们的律师越是坚称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公众就越不会相信法律。全球的精英们或许仍能继续从法律中创造私人财富。但资源并非用之不竭。法律一旦失去公众信任,就很难恢复。富人们则将失去他们最宝贵的资产。

Translated by Guo Lijia from Intellisia Institute

https://prosyn.org/I6QFnuu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