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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谎言和委内瑞拉

美国剑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又和我“杠上了”。政府控制的国家电视台最近播出了一段非法录制的私人电话对话,在这段对话里,我提出研究一下如何通过利用国际社会的支持拯救委内瑞拉经济。政府对录音进行了蹩脚的编辑,使它的内容显得十分邪恶,欺骗对话的意思,污蔑我个人并计划起诉我

这让我开始思考邪恶的核心问题。邪恶是完全相对的吗?有客观标准判定某种行为或行动是邪恶的吗?所有的冲突都发生在合法的各方之间吗——比如,我之恐怖分子,彼之自由斗士?我们可以说有些战斗真的是正义与邪恶之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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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我对道德相对论一直抱有天生的厌恶。但说纳粹邪恶有什么客观依据?汉娜·阿伦特指出,像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这样的人有的是,“他们不是变态,也不是虐待狂”,相反,“他们曾经,现在也仍然是非常地、可怕地正常的人。” 托马斯·哈丁(Thomas Harding)对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的描述也体现了类似的正常性。霍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负责人,他为以出色完成任务而自豪。

那么,从一开始,我们说的“邪恶”是什么意思?

道德哲学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一些人而言,目标是找到普世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道德判断:康德的无上命令、边沁的功利原则、罗尔斯的无知之幕都是其中著名的例子。

对其他人而言,关键是理解我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有道德感。我们的大脑是如何演化而产生同情、厌恶、愤慨、团结和怜悯等感受的?休谟亚当·斯密是这一思想流派的先锋。这一流派最终衍生出演化道德心理学。

根据后一派的观点,道德感演化出来是为了维持人类的合作。我们被我们的基因设定为能感知婴儿的问题和同情人们的痛苦。我们寻求他人的承认、避免被他人拒绝。当我们做好事时,我们会感到好受,做坏事时感到不好受。这些都是我们的潜意识道德感的基础。

因此,我认为现代社会绝不可能广泛支持他们视为邪恶的东西。大屠杀和乌克兰(1932—1933)、柬埔寨(1975—1976)以及卢旺达(1994)种族灭绝要么是秘密进行的,要么是在传播扭曲的世界观、让恶魔看起来十分善良的情况下发生的。

纳粹宣传机器指责犹太人是一切的祸源:德国在一战战败、阻止雅利安人取得高人一等地位的普世道德价值、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这些都是犹太人带来的。乌克兰人被指责为波兰间谍、富农、托派和其他所有斯大林想象的出来的东西。

邪恶的传播需要谎言,因为谎言构成了让恶魔看起来变得善良的世界观的基础。但大恶需要依靠大谎,这就给了我们反击的机会。

生物学家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指出,人类能够保持合作的唯一方式是找到惩罚不当行为的低成本方法。要让A不去伤害B,C的反应可能十分重要,因��如果A知道C会因为他对B做的事而惩罚他,他就会在伤害B之前三思。

但如果惩罚行为对C而言风险很高或代价很大,他可能不会对A大动干戈,于是A就会肆无忌惮。但如果C可以以低成本甚至随心所欲地惩罚A,那么A所受到的威胁就相当大了。

根据这一观点,解决这一谜题的需要是流言和名誉的演化基础。人类喜欢“嚼舌头”,而嚼舌头可能伤害我们的名誉,这反过来影响到被人如何对待我们。因此通过流言惩罚成本低又令人愉快——而A害怕成为C炮制的流言的对象可能足以阻止他对B采取恶行。

这打开了控制邪恶的重要途径。美国参议员、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说:“每个人都根据他自己的观点定论,而不是根据他自己的事实定论。”因此,遏制邪恶的一个方法是攻击作为它的基础的谎言,谴责炮制这些谎言的人。

在美国,惩罚说谎的政治候选人是一种自然倾向,但大部分情况下这只关乎个人过失。比如,如果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因为诽谤墨西哥裔而导致他无法当选,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一国的政治文化是所有人都同意应该谴责故意撒谎和撒谎者,特别是如果撒谎的目的是散播仇恨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能避免大恶。

但委内瑞拉不是这样。委内瑞拉政府把国家经济和社会搞得一团糟,在他们的领导下,委内瑞拉是全世界产出下降最厉害的国家、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国家,谋杀率第二高的国家,更不用说“无与伦比”的短缺情况了。而如今,政府又在系统性地撒谎,给他们所创造的乱象捏造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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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杜罗政府指责委内瑞拉经济崩溃是拜美国、寡头和国际金融锡安主义所领导的“经济战争”所赐,我则是他们的代理人。问题在于,政府的系统性撒谎几乎毫无代价,即使这些谎言把可怜的哥伦比亚人污蔑为委内瑞拉短缺的罪魁,还非法驱逐了数百名哥伦比亚人,毁掉了他们的家园。

拉丁美洲的众多前总统纷纷发声谴责这一暴行,但巴西总统罗塞夫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等重要领导人仍然保持沉默。他们应该注意爱因斯坦的警告:“容忍甚至鼓励邪恶的人对世界的造成的危险比实际作恶的人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