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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谎言和委内瑞拉

美国剑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又和我“杠上了”。政府控制的国家电视台最近播出了一段非法录制的私人电话对话,在这段对话里,我提出研究一下如何通过利用国际社会的支持拯救委内瑞拉经济。政府对录音进行了蹩脚的编辑,使它的内容显得十分邪恶,欺骗对话的意思,污蔑我个人并计划起诉我

这让我开始思考邪恶的核心问题。邪恶是完全相对的吗?有客观标准判定某种行为或行动是邪恶的吗?所有的冲突都发生在合法的各方之间吗——比如,我之恐怖分子,彼之自由斗士?我们可以说有些战斗真的是正义与邪恶之争吗?

Aleppo

A World Besieged

From Aleppo and North Korea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the global order’s fracture points continue to deepen. Nina Khrushcheva, Stephen Roach, Nasser Saidi, and others assess the most important risks.

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我对道德相对论一直抱有天生的厌恶。但说纳粹邪恶有什么客观依据?汉娜·阿伦特指出,像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这样的人有的是,“他们不是变态,也不是虐待狂”,相反,“他们曾经,现在也仍然是非常地、可怕地正常的人。” 托马斯·哈丁(Thomas Harding)对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的描述也体现了类似的正常性。霍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负责人,他为以出色完成任务而自豪。

那么,从一开始,我们说的“邪恶”是什么意思?

道德哲学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一些人而言,目标是找到普世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道德判断:康德的无上命令、边沁的功利原则、罗尔斯的无知之幕都是其中著名的例子。

对其他人而言,关键是理解我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有道德感。我们的大脑是如何演化而产生同情、厌恶、愤慨、团结和怜悯等感受的?休谟亚当·斯密是这一思想流派的先锋。这一流派最终衍生出演化道德心理学。

根据后一派的观点,道德感演化出来是为了维持人类的合作。我们被我们的基因设定为能感知婴儿的问题和同情人们的痛苦。我们寻求他人的承认、避免被他人拒绝。当我们做好事时,我们会感到好受,做坏事时感到不好受。这些都是我们的潜意识道德感的基础。

因此,我认为现代社会绝不可能广泛支持他们视为邪恶的东西。大屠杀和乌克兰(1932—1933)、柬埔寨(1975—1976)以及卢旺达(1994)种族灭绝要么是秘密进行的,要么是在传播扭曲的世界观、让恶魔看起来十分善良的情况下发生的。

纳粹宣传机器指责犹太人是一切的祸源:德国在一战战败、阻止雅利安人取得高人一等地位的普世道德价值、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这些都是犹太人带来的。乌克兰人被指责为波兰间谍、富农、托派和其他所有斯大林想象的出来的东西。

邪恶的传播需要谎言,因为谎言构成了让恶魔看起来变得善良的世界观的基础。但大恶需要依靠大谎,这就给了我们反击的机会。

生物学家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指出,人类能够保持合作的唯一方式是找到惩罚不当行为的低成本方法。要让A不去伤害B,C的反应可能十分重要,因为��果A知道C会因为他对B做的事而惩罚他,他就会在伤害B之前三思。

但如果惩罚行为对C而言风险很高或代价很大,他可能不会对A大动干戈,于是A就会肆无忌惮。但如果C可以以低成本甚至随心所欲地惩罚A,那么A所受到的威胁就相当大了。

根据这一观点,解决这一谜题的需要是流言和名誉的演化基础。人类喜欢“嚼舌头”,而嚼舌头可能伤害我们的名誉,这反过来影响到被人如何对待我们。因此通过流言惩罚成本低又令人愉快——而A害怕成为C炮制的流言的对象可能足以阻止他对B采取恶行。

这打开了控制邪恶的重要途径。美国参议员、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说:“每个人都根据他自己的观点定论,而不是根据他自己的事实定论。”因此,遏制邪恶的一个方法是攻击作为它的基础的谎言,谴责炮制这些谎言的人。

在美国,惩罚说谎的政治候选人是一种自然倾向,但大部分情况下这只关乎个人过失。比如,如果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因为诽谤墨西哥裔而导致他无法当选,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一国的政治文化是所有人都同意应该谴责故意撒谎和撒谎者,特别是如果撒谎的目的是散播仇恨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能避免大恶。

但委内瑞拉不是这样。委内瑞拉政府把国家经济和社会搞得一团糟,在他们的领导下,委内瑞拉是全世界产出下降最厉害的国家、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国家,谋杀率第二高的国家,更不用说“无与伦比”的短缺情况了。而如今,政府又在系统性地撒谎,给他们所创造的乱象捏造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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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杜罗政府指责委内瑞拉经济崩溃是拜美国、寡头和国际金融锡安主义所领导的“经济战争”所赐,我则是他们的代理人。问题在于,政府的系统性撒谎几乎毫无代价,即使这些谎言把可怜的哥伦比亚人污蔑为委内瑞拉短缺的罪魁,还非法驱逐了数百名哥伦比亚人,毁掉了他们的家园。

拉丁美洲的众多前总统纷纷发声谴责这一暴行,但巴西总统罗塞夫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等重要领导人仍然保持沉默。他们应该注意爱因斯坦的警告:“容忍甚至鼓励邪恶的人对世界的造成的危险比实际作恶的人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