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谎言和委内瑞拉

美国剑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又和我“杠上了”。政府控制的国家电视台最近播出了一段非法录制的私人电话对话，在这段对话里，我提出研究一下如何通过利用国际社会的支持拯救委内瑞拉经济。政府对录音进行了蹩脚的编辑，使它的内容显得十分邪恶，欺骗对话的意思，污蔑我个人并计划起诉我。

这让我开始思考邪恶的核心问题。邪恶是完全相对的吗？有客观标准判定某种行为或行动是邪恶的吗？所有的冲突都发生在合法的各方之间吗——比如，我之恐怖分子，彼之自由斗士？我们可以说有些战斗真的是正义与邪恶之争吗？

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我对道德相对论一直抱有天生的厌恶。但说纳粹邪恶有什么客观依据？汉娜·阿伦特指出，像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这样的人有的是，“他们不是变态，也不是虐待狂”，相反，“他们曾经，现在也仍然是非常地、可怕地正常的人。” 托马斯·哈丁（Thomas Harding）对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的描述也体现了类似的正常性。霍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负责人，他为以出色完成任务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