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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论的学习

坎布里奇—我们如何改善世界的状态?我们如何让国家更有竞争力,让增长更加可持续和包容,让性别更加平等?

一个办法是拥有一套关于行动和结果之间的关系的正确的理论,然后实施实现我们的目标的行动。但是,在我们所面临的大部分情况里,我们缺少这样的理论,或者虽然有,但不确定它是否正确。那么,我们可以如何做?我们应该暂停行动,直到学习到什么行动能起作用吗?但如果我们不行动,我们如何学习?如果我们行动,我们如何了解我们是否做了正确的事情?

Erdogan

Whither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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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和生物人类学方面的新进展能让我们一窥学习如何发生以及如何做出成功的学习过程。但是,理论固然重要,但我们学习的大部分东西并不取决于它们。

比如,也许有一种关于猫怎样成为猫的理论,但这绝非幼儿学习辨别猫的方法。哈佛大学的莱斯利·瓦利安特(Leslie Valiant)在他2013的书中指出,我们学习“猫性”的概念是以一种无理论(theory-less)方法,通过从一组正确地标明“猫”和“非猫”的动物图片中推断而得。我们看到的例子越多,我们就越“可能、近似地正确”。

我们学习识别口语而不需要语言学知识,声音识别软件也是针对一组音频和它们的文本使用一种被称为“隐马尔科夫链”的无理论学习算法,而不是使用语言学。雷·科尔兹维尔(Ray Kurzweil)在他的书《如何创造思维》(How to Create a Mind)中说明了这一点。让许多学者失望的是,理论常常是可有可无的。

生物演化也是基于无理论的算法,这种算法学习那些遗传型产生更适应的个体,但它并没有关于哪些基因组的变化能改善表现的理论。它只是反复使用随机变异和适者生存。

通过有性生殖的生物演化需要多代,但我们可以以快得多的速度通过文化演化彼此学习,这解释了人类为何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据罗伯特·博伊德、彼得·里切森(Robert Boyd, Peter Richerson)和约瑟夫·亨里克(Joseph Henrich)的研究,我们的模仿能力是我们成为成功物种的核心关键。模仿能力让文化演化成为可能、逐渐积累、变得强大。模仿能力让我们彼此学习,因此能够以远快于只能靠自己学习的速度进步。此外,由于模仿就像基因复制,它是不完美的,因此我们偶尔也要发现不同的方法来做同样的事物(甚至发现更新更好的事物)。

人类天生能够模仿其他人,并且我们也特别喜欢模仿周边最成功的人。这具有演化意义,因为成功者的特征与他们的成功之间的关系要大于其他人的特征。

但当我们的模仿与成功不相关时,这样会导致错误。广告就利用了我们天性中的这一弱点,让我们认为既然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穿某件衣服很酷,那么我们穿上它肯定也很酷。

更有建设性的是,商业界通过基准比较(benchmarking)实践使用模仿,从而公司之间共享表现信息,让它们都可以学习可以实现什么和模仿谁,进而促进识别“最佳实践”。要想进步,你可以从模仿成功公司的所作所为开始,而不需要关于为什么会这样的理论。

基准比较正在挺进政策界,包括可持续发展商业环境竞争力性别平等a以及最近的包容性增长。这些应用中有一些创造了很好的表现衡量指标,让使用者能够评估结果、追踪进步。

这些基准比较的上佳例子包括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和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它们都是无理论的,因为它们兵不告诉你如何改善表现;但它们确实告诉了你是否做出了改善——也就是说,它们带来了关于“适合”的变化的信息。

在我看来,另一些指标混淆了表现衡量指标和假想的表现原因衡量指标。它们混淆了“什么”和“如何”,不恰当地将两者都纳入了指数。它们尝试变得更受理论推动,但这超出了我们的知识的允许范围。

这方面的两个例子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和新的包容性增长和发展指数。比如,竞争力事关在不牺牲利润或降低工资的情况下增加市场份额的能力,它反映了高超的生产率。增长的包容性事关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收入和增长的差异。

但这些并非两个指数真正衡量的东西。相反,这两个指数包含应该引起竞争力或包容性增长的变量——它们称之为“政策空间”。指数作者甚至没有检查是否如此。(在竞争力指数的例子中,我的合作者和我发现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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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什么”和“如何”将适得其反。这导致很多国家,包括哥伦比亚、墨西哥、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试图通过致力于指数中包含,但并不能真正改善其表现的事物改善它们的竞争力排名。而它们发现这一点已经太迟了,因为它们确实改善了在指数中的排名。

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什么能够让增长更加包容,让国家更具竞争力,让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发展更加可持续;并且我们也不应该装作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通过衡量我们关心的结果、促进模仿和追踪表现来帮助世界进步。但混淆手段和目的将让我们东施效颦,穿着克鲁尼同款仍然奇怪为什么没有感到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