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谈判的局限

纽约—如果世界想要解决气候变化危机，我们就需要新方法。目前，主要大国将气候变化视为一场关于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使用）的谈判。所有人都同意为减排做出小“贡献”，而让其他国家承担更多责任。比如，美国将在减少二氧化碳方面做出一些“让步”，条件是中国也这样做。

二十年来，我们一直陷于这一最小值和增量思维陷阱中。这一思维存在两个关键问题。首先，它并没有奏效：CO₂ 排放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全球石油工业正在开动马力——致裂、钻井、在北冰洋勘探、煤气化、建设新的液化天然气设施。世界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威胁气候和粮食供给系统。

其次，能源系统的“去碳化”在技术上十分复杂。美国的真正问题不是来自中国的竞争；而是实现规模达到17.5万亿美元的经济从化石燃料转向低碳替代燃料的复杂性。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美国，而在于如何让这个世界第一大或第二大（取决于使用和中数据）经济体摆脱对煤炭的深度依赖。这些问题主要是工程问题，而不是谈判问题。

平信而乱，若能大幅削减产出，中美都可以去碳化。但中美都不准备为这一目的而牺牲数百万工作岗位和数万亿美元。事实上，问题在于如何既实现去碳化，有保持经济强劲。气候谈判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特斯拉（Tesla）的艾龙·马斯克（Elon Musk）这样的创新者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克劳斯·莱克纳（Klaus Lackner）这样的科学家可以。

实现世界能源系统去碳化需要阻止我们规模巨大并且仍在日渐增长的发电活动增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也需要世界向零碳交通和大幅提高每千瓦时能源产量靠拢。

零碳电已有希望实现。太阳能电和风电即属此列，但还无法实现全天候、全覆盖。我们需要实现这些间歇性清洁能源资源储存方面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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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的零碳能源资源——核电也应该在未来大放异彩，这意味着需要增加公众对核电安全的信心。即使是化石燃料，也可以产生零碳电，如果采取碳捕捉和储存（碳捕存）技术的话。莱克纳便是新碳捕存战略的世界领袖。

交通电气化已经成为了现实，特斯拉公司携其先进的电动汽车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和兴趣。但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科技进步以降低电动汽车成本、增加电动汽车可靠性、扩大电动汽车范围。马斯克热切地希望刺激电动汽车的开发，在上周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向竞争对手开放特斯拉的专利。

科技也在能源效率方面带来了新突破。新建筑设计通过更多依靠隔离、自然通风和太阳能降低取暖和制冷成本。纳米技术的进步为我们提供了更轻质、生产过程消耗能源更少的建筑材料，大大提高了建筑和汽车的能源效率。

世界需要集中力量推动低碳电的普及，而不需要另一场“我们和他们”的谈判。所有国家都需要新的低碳科技，其中许多仍不具有经济可行性。因此，气候谈判员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合作以确保实现科技突破并惠及所有国家上。

他们应该从政府、科学家和产业界合作带来重大变化的例子中吸取教训。比如，在曼哈顿计划（二战期间制造原子弹的计划）和首次登月中，美国政府设立了一个宏大的技术目标，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时间表，并投入必要的金融资源实现目标。在这两个计划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按时完成了任务。

原子弹的例子也许令人不快，但它引出了一个一个重要问题：既然我们要求政府和科学家合作开发战争技术，为何不在拯救地球免于碳污染的问题上也这样做呢？

事实上，“有指导的科技变迁”（directed technological change）过程——包括宏伟的目标、各个里程碑事件的确定以及实施时间表——比许多人认为的要普遍得多。给我们带来电脑、智能电话、GPS和其他许多东西的信息技术革命便建立在一系列产业和政府路线图的基础上。人类基因组也是通过这样的政府领导（最终页引入了私人部门）项目被勾勒出来的。更晚近一些，2001年政府和产业界合力将个人基因组测序成本从2001年的大约1亿美元下降到今天的区区1,000美元。此过程设立了一个巨幅削减成本的目标，科学家们孜孜以求并按时实现了预定的突破。

遏制气候变化确实依赖于每个国家都相信竞争对手也会齐头并进的信心。因此，诚然，让即将到来的气候谈判使美国、中国、欧洲和其他地区精诚合作。

但我们不能假装这只不过是一场扑克游戏，而不是最高级别的科学和科技难题。我们需要马斯克、莱克纳、通用电气、西门子、爱立信、英特尔、法国电力、华为、谷歌、百度、三星、苹果以及其他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发电厂和城市齐心协力促进能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科技突破。

甚至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英国石油、皮博迪（Peabody）、柯氏工业（Koch Industries）和其他石油和煤炭巨头也能有所助益。如果它们期待它们的产品在未来仍有用途，就必须通过开发先进的碳捕存技术让产品更加安全。要点在于定向的深度去碳化是所有相关利益方的共同责任，包括化石燃料业；也是一个我们必须一致站在人类生存和福利立场上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