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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失衡还是错乱?

汉堡—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衡量一国经济优势的指标是其经常项目余额——即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减去进口。当然,这一思想是最糟糕的经济无知。它是我们所熟知的重商主义的基础。重商主义包括一系列两百年前就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过时的信念。重商主义表明,除了其他方面,德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因为它拥有最大的经常项目盈余。

2016年,德国经常项目盈余大约为2,700亿欧元,或GDP的8.6%,这让它成为特朗普之怒的巨大目标。其与美国之间的650亿美元双边贸易盈余更使其成为显而易见的目标。作为欧元区成员国,德国没有汇率可以操纵——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德国对美国出口品相对开放,其决策者需要受到欧盟反补贴规则约束——忘了这一点吧。当一国与某些贸易伙伴存在顺差,但同时与另一些贸易伙伴存在逆差时,双边余额与福利无关——没看见这个事实。特朗普有了一个替罪羊——这才是全部意义所在。

回到现实世界,德国外部盈余的原因不在于它操纵了货币或歧视进口,而在于它储蓄多于投资。储蓄减去投资正好等于出口减去进口,这一巧合不是经济理论,而是会计恒等式。总体而言,德国花的比生产的少,所的差额必然会表现为净出口。

德国储蓄率高有其原因。德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大部分国家。明智的德国人明智地位退休储蓄。他们在今天积累资产,以便在日后赡养比更高时消耗。

因此,德国领导人从白宫顾问乃至一些德国经济学家那里获得的建议——如果抛弃欧元,让德国货币升值,德国的境况会变得更好——根本是无稽之谈。改变汇率并不能削弱德国人的储蓄激励。

此外,让汇率升值将抑制资本密集型贸易品部门的投资。诚然,强势货币可以提高非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增加服务业投资。但投资服务业的激励必须得到巨大的提振才能抵消出口行业投资的下降,因为服务业不属于资本密集行业。

比操纵货币更好的方法是直接干预储蓄和投资。这也是德国两大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的区别。总理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党准备减税。截至目前,这一做法是有效的,因为德国政府是一个庞大的净储蓄者,其2016年预算盈余达到了创纪录的237亿欧元。

问题在于谁都不能保证德国家庭会花掉增加的收入,他们本身也是狂热的储蓄者。将投资税收优惠扩大到德国企业也许更能刺激支出,但这样做在一个劳动力占国民收入比重已经处于下降趋势的国家存在政治问题。

另一方面,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的社会民主党倾向于增加公共支出,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目前,欧洲利率接近于零,在这样的环境下,增加公共投资挤出私人投资的风险几乎不存在。此外,德国在医疗、教育和通讯和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巨大的未满足需求。

一些人会反对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属于非贸易商品,因此增加对它们的支出不会提振进口或减小经常项目余额。但在充分就业的经济里,如果政府将资源引导向非贸易商品的生产,家庭和企业就必须找到其他办法满足他们对可贸易商品的需求。唯一确定的办法就是购买更多进口商品,于是,进口商品支出必然会上升。

说到底,问题在于为何德国应该寻求降低其经常项目盈余。一个答案是摆脱特朗普的纠缠。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答案:这样做对于投资供给不足的世界经济——证据是利率处于创纪录低位——大有裨益。这对于南欧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南欧需要提高出口,但这只有在其他国家——如最大的北欧经济体——增加进口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最重要的是,增加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投资对德国本身也大有裨益。定位合理的投资可以提高生产率,提升生活水平,平息对不平等性的担忧,解决德国的经济弱点。比如,没有一所德国大学位列全球50强。更多公共资金可以改变这一局面。“世界最强经济体”可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