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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发展大挑战

坎布里奇—突然间,我们来到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微妙阶段。在经历了令人瞩目的三十年增长、迅速赶超发达经济体之后,新兴市场正在失去活力。此外,重燃活力需要新的经济战略。但这一模式从哪里去找,谁又能提供理论领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最新经济预测令人警醒,它们表明,中国、印度、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无不将陷入长期减速。当然,关于“增长的终结”的警告可能像过去的新兴市场崛起不可阻挡的说法一样,有些过于夸张。但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真的忧心忡忡,正在绞尽脑汁思考如何复苏日颓的活力。

在过去,政府有一个现成的理论方案: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由彼得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其鼓吹一套总体战略,包括宏观经济稳定、私有化、去监管化和全球化。

有人质疑这套战略是否管用、有多管用。但事实上,有一种模式被发展中国家决策者认为十分有用。该模式由西方学界和政策机构所创造。而华盛顿共识的巅峰与发展中国家的强劲表现正好同时发生。

目前有两股可能取代华盛顿共识的思潮,也都来自西方。第一种是对新自由主义方针的反动,其动机是多股破坏性长期趋势:增长萎靡,不确定性加剧,中产阶级日益看困顿,以及社会流动性崩坏。

新兴的后自由主义共识质疑市场至上论。它支持国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包括实现更好的市场结果(比如通过提高最低工资和更严格地执行反垄断政策)和纠正不平等结果(通过主动再分配政策)。这一方针还要求采取更具前瞻性的短期财政和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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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股思潮与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达芙洛(Esther Duflo)有关。他们指出,经济增长其实不受政策变化影响,至少不受我们有强大证据的方式影响。因此,他们提出了“小型化”战略:专注于显然有效并能产生局部收益的措施,比如分发免费疟疾蚊帐和为儿童驱虫。

但没有显而易见的证据表明这两种方法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帮助。后自由主义共识几乎完全反映了发达经济体的担忧:长期停滞和非常规货币政策不是穷国政府的首要问题。此外,新兴市场仍在增长,并没有停滞。即便是已成众矢之的的不平等性,在发展中经济体中的形式也有很大差异,需要完全不同的方案。

也许后自由主义方针最大的缺陷是其所带来的二分法——或者说是先入为主——即国家与市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国家和市场都很弱——这正是欠发达的定义。因此,注重提高国家角色的政策日程可能完全是不切实际的。

此外,在可能日益遇到问题的后自由主义共识中,气候变化是新的关键问题。一方面,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全球正在变暖,急需采取行动。另一方面,旨在促进迅速去碳化的政策让发展中国家深感担忧,因为这些措施极有可能与这些国家被剥夺能源的人民的需要相冲突。

类似地,许多发展中国家决策者根本没有收窄日程的奢侈,因此不可能认真对待任何要求注重“小而确定”的建议。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竭尽全力实现高速增长,因为高速增长是一切成功发展转型的前提。此外,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验表明,这一目标并不荒诞,增长确实可以通过合理的政策改革提高。

圣雄甘地有一句名言:“我不愿意我的房子四面是墙,窗子被堵得密不透风。我希望各地的文化都能自由地吹拂我的方资。但我也不想让我被吹起来。”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是否有能力不被吹起来?决策者是否必要的理论和认知能力吸收和评估经济发展的新思想,择其合适者运用于自身状况,而拒绝不合适者?他们是否拥有自己的新思路应对发展挑战?

以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为例。中国具备理论能力,但面临经济模式的崩溃。中国决策者现在需要找到别的办法,既能鼓励增长,又能确保中共掌握全局——与此同时,还要防止庞大的债务积压引发危机。我们都不知道他们能否做到。

与此同时,印度最近的经济向内转方针似乎反映了闭关锁国、阻止外国之风自由吹拂的总体倾向。其理论本土主义似乎更多地是利用技术专业能力实现政治目标,而不是因为前者有价值。

显而易见的是,新兴市场新增长和发展挑战的应对办法必须是内生的,而非来自西方机构。国家决策者构建和保持甘地所信奉的开放、自信的理论能力也许便是下一个发展挑战。

https://prosyn.org/9HXhY1f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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