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最后壁垒

发自伯克利——过去十年对新自由主义并不友好。由于40年的放松管制、金融化和全球化未能为除富人之外的任何人带来繁荣，美国和其他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似乎已经抛弃了新自由主义试验，重新拥抱产业政策。但支撑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的经济范式至少还活跃在一个地方：《经济学人》杂志的内页里。

最近一篇赞颂美国“惊人经济成就”的文章就是一个例子。在敦促满腹牢骚的美国人为自己国家的“绝妙成功故事”感到高兴之后，作者又加倍展现出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美国人越觉得本国经济是个需要修复的问题，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就越可能在未来三十年搞砸一切。”在承认“美国的开放性”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繁荣的同时，作者还指出前任总统特朗普和现任总统拜登“转向了保护主义”。他们警告说虽然补贴可以在短期内促进投资，但“强化了浪费和扭曲性的游说行动”。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和气候变化等挑战，美国必须“记住是什么推动了其长期且成功的运行”。

像往常一样，《经济学家》以一个真正信徒的故作虔诚和自信来表达对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崇敬。美国人必须坐下来，闭嘴，并背诵教义：“赏赐的是市场，收取的也是市场，市场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怀疑美国经济目前的问题是由干预主义、独断专横的政府以外的任何东西造成的那就是叛教。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历史学家，让我吃惊不已的是这篇文章的结论——它把美国的战后繁荣归因于它对不义之财的崇拜（更常见的叫法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