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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经济学多样性问题

剑桥—在职业生涯早期,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曾在肯尼亚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在那里,各种当地经济运行的奇怪现象让他震惊不已。佃农就是其中一个反常现象。斯蒂格利茨感到诧异,如果要求农民将一半的收成交给地主,这难道不会大大增加农民的赋税,进而导致效率降低吗?为什么这样的制度能一直存在呢?

对解决这一悖论的追求引领斯蒂格利茨发展了具有开创性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后来他也凭借这一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回忆道“我在肯尼亚度过的时光,对我信息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同样,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在尼日利亚也观察到了令人费解的行为。一家长期处于垄断地位的铁路公司开始面临来自私人卡车司机的竞争。但该公司并没有通过解决许多明显的低效率问题来应对这一压力,而是放任问题进一步恶化。赫希曼认为,消费者的流失使这家国有企业得不到有价值的反馈。他对尼日利亚铁路运输的观察为他影响深远的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打下了基础。(赫希曼也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但他从未摘得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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