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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民主化

发自牛津——人工智能是下一个技术前沿,而且具备缔造或打破世界秩序的潜力。人工智能革命既可以让“数十亿底层民众”摆脱贫困,让那些失去效能的机构得以革新,也有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导致不平等状况恶化。而最终的结果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引导这些未来的变革。

不幸的是,人们在引导技术革命方面一直都表现拙劣。以互联网为例,它对世界各地的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改变了我们的沟通,工作和消闲方式,但同时也搅乱了一些经济部门,强行变革了一些长期存在的商业模式,还创造了几个全新的行业。

但互联网并未带来许多人预期的全面转型,当然没能解决诸如消灭贫困或者人类到达火星等重大问题。正如在线支付系统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彼得·蒂耶(Peter Thiel)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本想要能飞的汽车;谁知却最终收到了140个推特字符。”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互联网甚至令我们的某些问题更加恶化。它在为普通人创造了机会的同时也为最富有和最强大的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人员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互联网其实加剧了不平等,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收入人士从网络上获取了最大的好处,一些跨国企业以此实现了大幅增长——但同时却逃避了应该承担的责任。

即便如此,人工智能革命或许可以实现我们所需的变革。人工智能——其重点是推进机器的认知能力,使它们可以自我“学习”——已经重塑了我们的生活。人们以此推出了自动驾驶汽车(虽然还不会飞),以及虚拟的个人助理甚至自动攻击的武器。

但这还只不过是人工智能潜力的一点表象,而它最终可能会产生我们还未能完全理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人工智能不会成为新的行业;而是会渗透并永久改变现有的所有行业。人工智能不会改变人的生命;而是将改变人作为人的界限和意义。

这一转变将如何以及何时发生——以及如何引导其深远的影响——是让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碾转反侧的问题。有些人觉得人工智能时代是天堂,人类所有的问题都告解决,有些人担心会诞下一个反乌托邦,人们的生存反过来遭到其创造物的威胁。

对科学突破的预测是极为困难的。1933年9月11日,知名核物理学家卢瑟福爵士对大批听众指出:“任何希望从原子反应中寻找能源来源的人都是在说瞎话”。谁知第二天早晨,物理学家里奥·西拉德(Leo Szilard)就推导出了一个由中子诱导的链式核反应理论;此后不久,他就申请了核反应堆的专利。

对许多人来说,错误在于假设新的技术突破必定大幅抛离过去的成就。例如许多学者,专家和实践者都赞同谷歌母公司Alphabet执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的说法,认为技术现象具有人类“无法理解”也不应该去“扰乱”的一系列固有特性。

其他人则可能犯下相反的错误,过度沉溺于历史的类比之中。在这些人之中,科技作家和研究者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预计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目前的话语论述会塑造我们对技术未来的思考,从而影响了技术的发展走向。但未来的技术其实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叙事,并创造出一种自我强化的循环。

要思考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突破,我们必须在这些方法之间找到平衡点。我们必须采取跨学科的视角,并由一套商定共用的词汇体系和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来支撑。我们还需要一系列能处理技术,治理和伦理之间的相互关联的政策。最近的一些动议,例如人工智能伙伴关系组织或者人工智能道德规范与治理基金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却缺乏必要的政府参与。

这些步骤是回答一些根本问题的必要一环——是什么让人所以为人?是对超高效率的追求(所谓“硅谷”思维);还是非理性,不完美和怀疑等等这些超出任何非生物实体的特质?

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确定我们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必须保护和维护哪些价值,因为我们会反思了自身社会契约的基本概念和条件,包括那些放任不平等和不安全感激增的国家和国际机构。在人工智能大面积崛起所带来的深远变革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重塑现状,从而确保更大的安全和公平。

创造更平等的未来的关键之一就是数据。人工智能的进步依赖于大量关于人类活动的在线和离线数据的获取和分析,以用于指导机器的行为和认知。 在人工智能时代赋予所有人权力将要求每个人(而非大企业)都能拥有他们创建的数据。

通过正确的方法,我们可以确保人工智能能让人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获得赋权。虽然有大量的历史证据可以对这一结果提出疑问,但也许怀疑才是关键。正如已故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的那样:“质疑那些关于我们生活方式的表面上看似无可置疑的假设,可以说是我们对人类以及我们自己所需完成的最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