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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拉丁美洲的成就

圣地亚哥—去年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时,我给我的土耳其朋友发电子邮件表示关注。他的回答让我陷入了沉思。在愤懑地回顾了国内的所发生的事件后,他说,“你在拉丁美洲真是幸运,尽管有时候好像并不是这样。”

我们拉丁美洲人时常抱怨。想到还有其他人比我们更加糟糕,这让我们不寒而栗。但如果拉美人能够客观地看待当今世界,很容易就能理解为何许多人认为我们还算幸运。

恐怖主义正在欧洲兴起,而拉丁美洲最后的内战——哥伦比亚内战正在走向结束。我们这一代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人生长在荷枪实弹的士兵巡查机场、火车站和其他公共场所的时代。如今,布鲁塞尔、巴黎和伦敦,而不是我们这里,正在发生同样的事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形成对比的是,一些拉丁美洲民粹主义政客算得上胜任和知情。

但这并不是拉丁美洲人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伟大的古巴裔美国经济史家卡洛斯·迪亚兹-亚历杭德罗(Carlos Díaz-Alejandro)指出

 “回顾20世纪30和40年代,大部分拉丁美洲人都会觉得幸运,至少相对其他地区的人类而言是如此。西班牙和中国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大萧条、斯大林大清洗、亚洲和非洲的政治不独立,还有印度去殖民地化的痛苦,这些对于巴西人和墨西哥人来说,都是遥远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自己的祖国。”

最鲜明的对比是政治。“与欧洲、印度乃至北美的思想、宗教和种族混乱相比,”迪亚兹-亚历杭德罗继续写道,“当时的大部分拉丁美洲人自认为相当宽容,这个自我评价,至少从相对角度来说是基本正确的,而许多难民在拉丁美洲找到了避风港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1948年,哥伦比亚“暴力”(la violencia)拉开帷幕;如今,我们还能目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国内残酷迫害政治反对派。政治镇压在当时的中美洲稀松平常,古巴至今仍是如此。但这些只是证明规律的例外。正如“20世纪30和40年代在拉丁美洲鲜有政治流血,”(迪亚兹-亚历杭德罗语),今天大体也是如此。我们的民主仍然不完美,但拉美地区的政治趋于稳定是不容否认的。

如今,我们都存在激进的民粹主义者。但除了委内瑞拉的极权主义查韦斯派在大规模群众反对声浪中仍能屹立不倒,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正在式微。在委内瑞拉,前总统科雷拉成功地让自己挑选的继承人当选总统,但低油价和美元短缺意味着极有可能发生政策缓和(policy moderation)。在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将庇隆主义的民粹主义者基什内尔扫地出门,尽管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经济调整和低增长,他仍能保持非常高的支持率。

20世纪30和40年代是拉丁美洲发生重大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时代。外国流入和农村流向城市的移民产生了新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大多从事公职。传统地主精英的政治力量衰落,强大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开始出现。

如今,新的中产阶级正在兴起,他们大多在私营企业工作。在许多国家,消费一直处于繁荣,即使经济增长缓慢。购物中心在新建市郊地区大量出现,Facebook已经走进安第斯山脉最偏远的小村庄。经济不平等程度仍然剧烈,但拉丁美洲的收入差距在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减小,而美国和欧洲一直在扩大。

还有其他与过去相似的经济状况。其中之一是大宗商品价格轨迹,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大宗商品价格在大萧条时期的暴跌后进入涨势。类似地,2008—09年危机后,大宗商品再次上扬,直到2015年见顶。在这两个时期,关键的政策选择都是如何利用充裕的美元。

用迪亚兹-亚历杭德罗的话说,20世纪40年代是“拉丁美洲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黄金时期”,出口价值的上升和进口价值的下降带来了巨大的贸易盈余,这笔盈余常常被用来偿还债务。相反,如今,大部分本地私人部门一直在从国外借贷,为直到最近与旨在增加的经常项目赤字融资。巨量美元计价的债务存量仍然是拉丁美洲的一大弱点。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拉丁美洲的新出口部门并没有兴起,美元过剩转为美元紧缺。枯荣循环和货币危机成为常事。在最近这个十年的其余时间里,拉美地区决策者都必须竭尽全力确保不会再次发生枯荣循环和货币危机,特别是当发达国家央行开始利率正常化、资本可能回流发达经济体的时候。

拉丁美洲在20世纪30和40年代取得相对成功的一个关键是它们愿意抛弃就正统,尝试新政策。为了应对大萧条,大部分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定了新的汇率安排,尝试创新政策刺激本地工业。“拉丁美洲经济思想在20世纪40年代有了自我发展,”迪亚兹-亚历杭德罗写道,“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建立是新经济方针……背后的重要推动力。”

今天也需要新思维保持拉丁美洲最近取得的政治和经济成就。远离民粹主义的趋势一定要巩固,特别是在经济不会很快恢复增长的时候。大宗商品繁荣很难复现,因此拉丁美洲急需新的出口品——而在这方面,现代——乃至非正统的——产业政策是大有裨益的。

政治也需要有所动作。公众对传统精英和政党的不满正在积聚。成功的政治运动,如马克里的共和国方案(Propuesta Republicana,PRO)仍然只是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20世纪30和40年代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所出现的政治开放最终让位给了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动荡和20世纪70和80年代的独裁统治。我们决不能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