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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Edition Magazine, Fall 2019: Sustainability

可持续性的真相时刻

伦敦—在可持续性问题上,2015年是一个里程碑。国际社会签署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接受了巴黎气候协定,根据该协定,190多个国家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015年和2016年还涌现出各种金融、城市和多样性方面的补充性协议。这些协议一同构成了一幅清晰的全球日程。

现在的挑战是实现这一日程,这需要厘清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战略。可持续性是为了确保子孙后代拥有与至少与现世代一样好的机会,只要他们的行为大体不变。因此,很多事情取决于我们为后代留下什么资产。一些资产属于实物资本,如基础设施,或者人力资本,包括健康和教育。但越来越清楚的是,子孙后代的机会最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本(水、空气、土地、森林、生物多样性和海洋)以及社会资本(公众信任、强大的机构和社会凝聚力)。

这意味着投资于对公共健康、自然环境或社会信任和凝聚有害的实物资本毫无意义。可持续性要求我们同时投资并保护所有四种资本。这要求我们将这些原则纳入经济学理论和发展模式。唯有改变进步观,才能够带来真正的进步。

赋能人民

幸运的是,可持续发展的某些维度,特别是与人力资本相关的维度,世界自二战以来取得了可观的进步。寿命预期增加了大约30年,全球识字率从50%左右上升至近90%。贫困率大幅下降,健康和教育的不平等性也有所降低。去殖民地化为民主化铺平了道路。促成这些进步的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所形成的国际秩序,而在此之前,是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和世界大战的创伤的三十年。

这一进步是全球性的,但幅度最大的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但许多亚洲国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非洲的变化速度有些落后了。太多的人仍生活在贫困中,或者很容易就会被极端经济、社会或环境冲击打回贫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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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可持续性的发展恰逢世界经济重组。经济活动的平衡决定性地移向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地区和国家通过贸易、投资、金融和人力流动而变得日益互相依存,更不用说科技的根本性变化以及令空间和时间大幅“缩水”的数字技术了。自二战以来全球人口增加了三倍,人均产出更是增加了4倍。因此,总产出大约增长了12倍。

进步的代价

但是,这一增长大部分是由化石燃料所推动,因此造成了气候变化加速、生物多样性损失和海洋酸化。我们的自然资本已经严重耗竭;如今,世界许多地方的社会资本也在恶化。结构性变化管理不善,加上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果的措施,助长了针对执政精英的不信任和愤怒。

我们看到,这些条件是为复杂问题提供简单“方案”的民粹主义者和煽动家所喜闻乐见。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到右翼政府在匈牙利、意大利、波兰、菲律宾和巴西的崛起,社会资本的损失带来了可能进一步削弱社会资本的政治结果。

对于自然资本,人类活动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前所未有地巨大——不管是气候、大气还是海洋和其他具体的生态环境。温室气体和其他大气污染大幅增加。能源行业的年二氧化碳排量一飞冲天,从1960年的90亿吨增长到2016年的350亿吨结果,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从1960年的约315 ppm增加到现在的400 ppm以上;这一水平比过去三百万年中的任何时候都要高。

最近几年来,一些主要经济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有所下降,但世界总量仍在上升。我们已经感受到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水平上升1℃会有什么影响,包括热浪、旱灾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但是,即便根据巴黎气候协定的现有减排目标计算,到本世纪末我们也将体验到升温3℃的结果。上一次地球这么热的时候,海平面比现在高了9-18米。回归如此高温将让数亿人——也许是数十亿人——流离失所,可能爆发全球规模的冲突。

如果这还不够的话,联合国政府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持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估算,75%以上的地球土地已经大大退化。他们推算,自十六世纪以来,已有近700种脊椎动物灭绝。与此同时,塑料污染、过度捕捞、珊瑚白化和其他人类影响给全球海洋造成了严重伤害。

唯一的前途

尽管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到目前为止所实现的SDG进步很有可能会在短期到中期内继续保持,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科技和经济增长等方面。但在中期到长期,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的崩溃将逆转现在所取得的进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根本上不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还有一线希望。我们理解了挑战,已经开始开发处理挑战的工具,并在构建全球行动的动力。新低碳科技和可再生能源成本的下降指向了一条到2050年实现净零温室气体排放的可行之路,即使是我们几年前还认为“太难”去碳化的行业也是如此,如钢铁、水泥、航空和长途交通等。

如果排放为净正值,浓度就会上升,温度也会增加——因此净零排放是必要条件。我们越早实现净零排放,我们所生活的升温幅度就月小。巴黎协定所规定的目标是远低于2℃,最好是低于1.5℃;对于前者,我们需要在2070年实现净零二氧化碳排放,而对后者要在2050年实现。

英国已经证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是对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完美补充。中国已经证明,大规模部署可再生能源系统能够快速降低能源成本,从而支持其他部门的投资和增长。印度则提供了一个公共采购和定向分配LED灯泡可以提高能源效率,降低成本,创造新的就业部门的范例。

此外,联合利华等私营公司与AP4等退休基金合作,证明了将SDG纳入日常商业实践既能实现可持续,也能为股东带来收益。十年前,几乎没人预测到所有主要汽车制造商都会大量投资于电动汽车。但如今,很容易想象,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将在未来二十年后退出市场,最好更快一些。

在2014年以来的一系列刊物中,由我参与共同主持的《新气候经济学》(New Climate Economy)详细讨论了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性如何携手共进。通过聚焦于行业和科技变迁,我们证明了经济增长和减贫政策日程能够与聚焦于可持续性、气候行动和包容性的政策日程完美契合。通常认为的增长和可持续性之间的权衡完全是人为造成的。

关键时刻

尽管如此,我们的动作仍然太慢了。我们能否管理气候变化的影响取决于现在和未来二十年所采取的行动。在此期间,全球经济预计将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增长,即产出大致将实现翻番。城市化土地面积也将大致翻倍,未来40年的城市人口也是如此。最后,要支持这一增长,未来15至20年中基础设施至少需要在现有存量的基础上增加一倍。

在产出、城市足迹和基础设施翻番的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必须超相反的方向发展。要获得相当大的机会将升温幅度控制在远低于2℃,我们需要在204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40%,要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所要求的减排力度还要大得多。如果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根本无法接近这一目标。事实上,从现在开始所有基础设施都必须是可持续的。否则,我们所建设的可能就是将锁定在危险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水平中的资本。

用可持续的包容性方案代替现状是我们的力所能及之事。迄今所取得的进步是在政策支持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取得的。更加强烈的政府承诺能够大大加快变化速度。现在,我们应该开始制定清楚、可信、可预测的长期政策和战略,同时保持灵活性。

彻底的变化将带来破坏,我们必须管理好这些破坏。除非脆弱个体和社区得到支持和保护,否则必要政策所需要的政治意愿就会小腿,法国“黄马甲”示威便证明了这一点。幸运的是,向可持续经济的转型将为各层次工人创造巨大的机会。管理得当的话,这一过程将恢复社会资本,保护自然资本,激发我们的集体人类创造力。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现在和未来几年中做什么。我们会为子孙后代——也是为我们自身——而努力吗?

https://prosyn.org/hCbXffl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