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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欠埃及什么?

剑桥——直到现在仍然引发关于经济发展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推动经济增长,减少世界各地的贫困问题?“我们”有时指的是世界银行,有时指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有时指发展经济学教授和学生挤在一间会议室上课讨论。整个发展援助复杂体系的基础都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但是,过去两年中改变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并不是外界为改善这些社团或经济状况而进行的努力,而是旨在改变各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基层社会运动。这项运动开始于突尼斯,该国爆发的革命将总统宰因·阿比丁·本·阿里的专制政权赶下台来,随后蔓延到埃及和利比亚,结束了穆巴拉克和卡扎菲更残暴、更腐败的政权统治。

那些冲上街道,冒着生命危险示威游行的人受够了这些制度造成的压迫和贫困。例如,埃及的人均收入水平仅为美国的12%,埃及人的寿命比美国人短10年。20%的人口生活极度贫困。

塔里尔广场的抗议者认为镇压性的政治制度、腐败的政府以及生活的每个领域普遍缺乏平等机会是导致埃及贫困的原因。他们认为现任领导者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相比之下,大多数外国人问:“我们能做些什么?”,强调了地域或文化因素或一些纯粹的经济“贫困陷阱”,其影响应由外国援助和建议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