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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和新公共哲学

伦敦—伴随人类数千年的集体生存问题已不再是主要的担忧问题,某些西方丰裕社会开始关注人权或个体权利。近几十年来,我们经历了继19世纪思想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人之后的第二次个人主义浪潮。

个体权利被20世纪上半叶的恐怖包围着。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此前用在纠正集体错误上的热情越来越多地导向了保卫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事实上,如果说如今西方有什么大众哲学的话,那就是关于人权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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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见微知著的例子是英国国会最近围绕承认同性婚姻权利的法案所进行的争论。在英国的这个法案之前,法国于今年春天决定将同性婚姻合法化。事实上,英国在这方面已落于人后:十三个国家已经批准了同性婚姻,而通常颇为保守的现任美国最高法院最近也推翻了明确禁止同性婚姻的1996年《婚姻保护法》和加州一部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

2004年,英国同性恋者才被允许缔结“民事伴侣关系”,这一关系与婚姻有着相同的法律地位,但不能称之为婚姻。这并不解决问题,对人权的热情将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推到了新的高度。否认同性夫妻自称已婚的法定权利是——或者说变成了——不可忍受的歧视。但允许他们结婚是比允许他们称谓民事伴侣更难攻破的法律堡垒。

可能批准这一立法之前的国会争论是制度(婚姻)与思想(人权)冲突的经典案例。该法案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都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也出现了大量变化。他们也同意,一个核心要素并未改变。但这一核心要素是什么,他们没有形成一致。

反对派的主要论点是婚姻永远意味着一生的结合,其目标繁衍和养育后代。这是其“规范”含义——人类所能想出来的保证生存的最佳方式。因此,婚姻永远应该由不同性别的成员组成。

针对这一点,同性婚姻支持者指出,定义婚姻状态的一个永恒不变的要素是相爱的双方承诺“共度人生”。爱和承诺是唯一的相关标准。剥夺愿意公开许下这一承诺的人婚姻地位是不公平的。

为了分离分歧,人们已经做了很多机智的工作。在上议院,前大法官克拉什弗恩的麦凯勋爵(Lord Mackay of Clashfern)建议修订该法,区别婚姻(同性)和婚姻(异性)。他说,“婚姻”这个共同词汇可以消除任何歧视意义,但括号中的内容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状态。

支持允许同性恋婚姻法案者对“括号中的婚姻”嗤之以鼻。克拉什弗恩修正提案被314票对119票否决,该法案的原初形式大体未动。同性结伴不要求教会的祝福,也不需要牧师引导他们(违背他们的良心);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婚姻将不考虑性别。

双方的论点质量都很高,特别是在上议院的争论中。但是,就我所听到的争论而言,我不得不疑惑,如此之多的智力和感情聚焦于如此之小的细枝末节——“婚姻”这个词而不是其含义,这也算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谈了吧。

从词义学角度讲,同性婚姻反对者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从历史上看,婚姻并不是如观礼者所言那样是一个“细长的信封”,里面装着爱和承诺的表达。在当代英国,并非如此;对男女结伴才是正统的非西方世界而言,更非如此。

但该法案反对者的论点中有一个显著的弱点:他们隐晦地暗示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意外后果”,他们不能明确说出这一后果是什么。“正常”婚姻、繁衍和育儿会因为这一“添加”��到什么威胁尚不明确。

事实上,该法案的反对者没有提到增加的婚姻发生在西方社会高度发达的糜烂之国。越来越少的人懒得结婚,婚姻也越来越不被看成是一生的结合。家庭中的孩子数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孩子是非婚生儿。因此该法案的一个“意外后果”可能是将更多的人纳入到已婚人群中,尽管这类人在历史上并不被看成正常人。

在经过了深思熟虑后,我投票赞成该法案,尽管我并没有为自由出力的突出感觉。对于少数派来说,该法案能带来明显的地位提升,对多数派来说,也没有收到明显的伤害;而其长期结果是难以臆测的。总而言之,这是个容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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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还是很不舒服。穆勒在《论自由》中写道,任何制度都必须证明其合理性;若非如此,就应该推翻它。

但合理理由何在?正如改革者马上就能指出的,我所在的制度——上议院,就其权力组成而言毫无理性理由可言。但像婚姻这样的制度,其长期存在就是其价值的证明。至少,出于审慎,改革者应该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