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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和政治经济学

普林斯顿—上个世纪,政治经济学的争论一直围绕在国家和市场各有什么作用和有点的问题上。是市场控制着国家,因为它限制了政府借钱的能力?还是国家利用市场无法产生社会所需的功能——比如抵抗战争和保持充分就业——而获得了优势?

这一古老争论正是如今的深刻分歧——欧洲应该如何应对深刻的债务危机——的核心。随着11月总统和国会选举的到来,同样的问题也在让美国政坛一分为二。

在金融危机之前的二十年里,大部分人——包括大部分政客——认为市场才是主导者。如今,理论天平大概回到了国家行为可以收拾市场混乱的信条上,正如紧随20世纪20年代的市场崇拜之后出现的是国家崇拜。

二十年前,英明的欧洲政客开始寻找“第三条路”,在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以及根据需要如何引导市场而定的其他社会优先事项之间左右摇摆。比如,当德洛尔委员会(Delors Committee)在准备其1988—1989年关于如何在欧洲建设货币联盟的报告时,各路专家花了相当多的心血关注市场压力是否足以让国家遵守纪律的问题。许多专家警告说办不到——债券收益率可能在一开始就收敛,让挥霍无度的国家以原本得不到的低利率借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