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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的石油价格问题

坎布里奇—2014至2016年间,中东石油出口国收入平均下降了三分之一强——或GDP的15%——它们的经常项目盈余也急转直下为两位数的赤字。尽管最近略有反弹,但大部分预测仍认为石油价格将在当前水平保持很长时间。果真如此的话,这将带来历史级别的宏观经济冲击,深刻地改变中东。

大部分石油生产国已经开始缩减开支、借钱和消耗储备。但存在巨大外部失衡、低储备或高债务的国家将日益感受到财政的捉襟见肘,有的甚至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了。低油价将冲击阿尔及利亚、巴林、伊拉克、伊朗、阿曼以及饱受战争摧残的利比亚和也门,然后是比较富裕的海湾合作组织成员国。但最终,各个国家的经济命运取决于其今天所做出的选择。

石油生产国要么减少消费,要么通过改善生产率维持消费。自然,任何国家都偏好于后者,因此中东各国政府正在试图通过经济多样化来解决问题。

幸运的是,中东比其在20世纪90年代时更加有可能实现增长起飞,这是因为在过去十年的高油价时期,它们投入了巨大的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但要避免当前消费的剧烈下降,任何可信的增长战略都必须将结构改革置于比宏观经济稳定更加重要的位置,因为不能实现增长将导致金融危机和未来更加剧烈地削减消费。

中东各国政府是否终于开始严肃对待实施真正的变革的问题仍然有待观察。上一次石油冲击的教训很难吸收。那次终极紧跟着20世纪80年代国家领导的工业化失败而来。由于政府在1973—1985年的石油荣景期间大量借贷而没有进行必须的调整,泡沫的破灭最终导致了债务危机。大部分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削减开支,接受增长萎靡的失去的十年。

此后,中东地区各国政府依靠残酷的镇压遏制公众不满和政治反对。到20世纪90年代末,它们终于重新实现了宏观经济平衡,但只实施了相当浅层的结构改革。而当21世纪初增长真的出现转折时,几乎又是完全依赖石油荣景驱动。

和20世纪80年代一样,中东各国政府今天将石油收入与消费补贴、公共部门就业和公共投资联系在一起。当需要调整时,它们一般采取财政紧缩而不是结构改革。而这些紧缩基本上都会影响到公共投资,从而破坏未来增长前景。如今,随着石油价格进入稳定期,私人投资节节下降,国内企业闲置,失业率节节攀升。

更加基本的情况是,石油生产国政府正面临政治两难:强劲的经济增长固然值得追求,但这需要体制承担威胁到其生存的风险。让石油收入与公共补贴脱钩要求全新的社会契约,新的契约将更少依靠消费保障,更多依靠个人自治。

但是,尽管多样化的经济是私人企业赢得更大空间的先决条件,但中东各国政府,特别是在荣景时期,总是偏袒政治关系强的企业,阻挠它们视之为威胁的企业。这种行为一直制约着竞争,扭曲了银行贷款,也降低了经济活力;但有利于独裁者保证权力。

不幸的是,这套恩庇和裙带主义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了,因为政府越来越需要拿钱来买政治同意(political consent)。石油输出国——除了利比亚和也门——也许避免了政治剧变,但专制交易——以及任何解决它的努力——变得更加昂贵了。

一些体制将被诱使坚持现状,寄希望于石油价格复苏,与此同时以更加残酷的手段打压公民社会。果真如此的话,情况可能比20世纪90年代还要糟糕。中东人民比以往更习惯于高水平的国家支出,阿拉伯之春所暴露的公众不满也并没有消失。

选择改革的国家不但需要政治勇气,还需要合理的政策。在大部分中东国家,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目前为世界最低行列,而能源-产出比则为最高行列。要提高生产率、同时维持社会稳定,就必须以改善效率,而不仅仅是削减财政开支为目标取消补贴。新的财政转移支付系统应该支持投资而不是消费。

但是,政府不能只是实施市场自由化,然后坐等最好的情况出现。中东地区的私人部门需要积极、持续的支持以实现成长和成熟。管理由国有企业和尚处于雏形阶段的私人部门组成的混合经济需要纪律,以保证生产资料不被浪费或以跳楼价私有化。

外部失衡将构成中东地区最大的挑战。汇率弹性在国家不具备出口产能时无法派上大用,而实施进口或外汇管制只能加剧腐败和寻租。但是,一些国家仍有提高某些商品的关税的空间,如果它们能开发可再生能源资源,加强保护措施,能源出口也可能增长。

很难预测低油价会给中东带来什么。中东地区的精英可以实施变革,也可以什么都不做而承担急速崩溃的风险。选择时间正在快速耗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