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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支出的挑战

发自剑桥—有关更有效抗新冠病毒疗法疫苗的振奋消息正在不断助长人们的谨慎乐观情绪,使人觉得(至少)富裕国家可以在2021年底之前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但就目前而言,随着残酷的第二波感染潮席卷全球,广泛而有力的救济措施仍然至关重要。各国政府也应当允许公共债务进一步增加以减轻灾难的影响,即使存在长期成本也在所不惜。那么发达经济体在疫情之前就已经相当微弱的新增长将来自何处?

各个学派的宏观经济学家都普遍认为在严重衰退之后应当安排生产性基础设施支出。我也早已分享过这一观点——至少对那些真正富有成效的项目而言。然而发达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支出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间歇性下降状态(中国处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当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例如美国在2017年在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上仅花费了GDP的2.3%(4410亿美元),比1950年代中期以来的任何年份都要低。

但这种不愿投资于基础设施的时代似乎即将走向终结。美国候任总统拜登已经承诺会将相关投资作为优先事项,并将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上。欧盟提议的1.8万亿欧元(折合2.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其中包含了1.074万亿欧元的新一轮7年预算和7500亿欧元的“下一代欧盟”复苏基金——就涵盖了很大一块基础设施内容,尤其是针对那些经济较弱的南部成员国。而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则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1000亿英镑(折合1330亿美元)基础设施计划,包括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基础设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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