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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国家

伦敦—当今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观点是政府没有多少刺激创新的能力。这一观点认为,国家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尽可能小,只在“市场失灵”时出手干预。这远非现实。

事实上,政府应该也确实在刺激创新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积极建立新市场而不仅仅是修补它们。诚然,支持政府经济角色应该有限的人认为市场失灵证明有必要为基础设施和基础科学提供一些资金。但这一有限的干预很难解释数十亿美元流向下游应用研究、甚至为公司提供早期融资的现象。事实上,在一些全球最著名的创新枢纽中,国家扮演着重要的“企业家”角色,谋划建立全新领域并提供融资,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绿色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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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硅谷,政府通过一个分散的公共机构网络扮演着战略投资者的角色,这一网络包括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美国宇航局(NASA)、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SBIR)、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等。

其中所涉及的总量是惊人的,并且不仅仅局限在信息技术;大量资金也进入了能源和生命科学。比如,2011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投资310亿美元用于生物制药研究。哈佛医学院教授玛西亚·安吉尔(Marcia Angell)证明这笔融资在近几十年来的一些最具革命性的新药的开发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类似地,对一些美国最有创新性的公司来说,来自SBIR的资金比私人风险资本更加重要

美国之外的例子包括以色列和芬兰。以色列公共风险资本基金Yozma为以色列的一些最有活力的公司提供了早期融资。芬兰公共创新基金Sitra也为诺基亚公司提供过早期融资。在中国,国有开发银行为华为和天威英利等中国最具创新性的公司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

这些类型的公共投资对于建立和塑造新市场至关重要。事实上,政府投资在几乎所有让iPhone成为智能电话的技术的研发中都起到了核心作用,包括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触摸屏和作为Siri基础的声音识别技术等。类似地,在许多国家,是公共部门引领着绿色技术成为可能。

认识到政府投资在刺激创新和增长方面的重要性意味着需要反思关于国家干预的传统智慧。公共组织不应该只专注于挑选个别技术或企业,而应该像投资人那样行动,下注于多样化的选择“投资组合”。

和其他投资人一样,国家不可能永远成功。事实上,失败可能性更大,因为政府机构常常投资于不确定性最大的领域,因为私人资本不愿意进入这些领域。这意味着公共组织必须有能力抓住机会和从试错中学习。

如果失败时创新游戏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如果政府对创新至关重要,那么社会应该更多地容忍“政府失败”。但现实是当政府失败时,往往舆论大哗,而当政府成功时,往往没有什么动静。

比如,获得5亿美元政府担保贷款的美国太阳能企业Solyndra破产案引起了偏隘的示威。但很少有人停下来想一想,政府也为Tesla公司提供了类似规模的融资帮助它开发Tesla S汽车,而该产品被认为是硅谷创新的榜样。

那么,什么可以让公众更能接受政府失败?

私人风险资本家用得自成功项目的利润抵消失败投资的损失;但政府项目很少是为了赢得大量回报。一些人认为政府的回报来自税收,但当前税收体系不起作用,不仅因为存在漏洞,也因为税率降低。NASA建立时,最高边际税率为90%以上。而资本利得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下降了50%多。

为了营造对高风险创新的公共投资的支持,也许纳税人应该获得更加直接的回报——可通过将利润注入公共创新基金为下一波技术融资实现。当投资项目为上游基础研究时,其对各行业和部门的溢出效应或许已能产生足够的社会回报。但其他情况可能需要其他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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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政府对Tesla的投资的部分利润本可以通过股份(或特许费)获得,并用于抵消对Solyndra的投资的损失。企业公共贷款的偿付可以根据利润变化,如学生贷款常常出现的那样。基本依靠NIH资金开发的药品的价格可以予以限制,这样纳税人就不必付两次钱。

有一点很清楚:目前的方针有着严重缺陷,这主要是因为它将风险社会化而回报私人化。这不仅有害于未来创新机会,也有害于政府与公众沟通其角色的能力。承认国家在塑造创新中所扮演——并应该继续扮演的角色可以让我们开始争论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哪些新的梦想式公共投资推动未来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