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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减贫大视野

安娜堡—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阿比吉特·班克吉(Abhijit Banerjee)、以斯帖·达夫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莱默(Michael Kremer),表彰他们在减贫方面的试验方法。诺贝尔委员会认为,这些经济学家用随机对照实验(RCT,一种取自医学的方法)测试具体的干预措施是否有效,这“大大增强了我们消除全球贫困的能力”。

但是,固然又有一些人庆祝我们承认了解决旧问题的新方法,也有人质疑 “将这个问题分解为更小更容易解决的问题”(诺贝尔委员会语)是否真的可以大规模消除贫困。而在这一争论中显著缺位的则是中国的经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减贫成就的70%为中国所达成,它也是现代历史上最成功的的减贫案例。

在过去四十年中,有8.5亿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但北京大学的姚洋指出,这“与RCT毫无关系”,也不曾给穷人发放救济金,相反,这是国家迅速发展的结果。

自1978年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追求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解放了私营经济部门,欢迎外国投资,参与全球贸易。数百万农民从田间走向工厂,赚钱,储蓄,把孩子送进学校。这,再加上私人企业家精神的井喷,帮助创造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

但姚洋没有承认,中国令人钦佩的减贫记录也伴随着两个严重的问题——不平等和腐败。2012年习近平主席上台时,中国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性的标准,零代表最大程度的平等,一代表最大程度的不平等) 0.47,高于英国和美国。一份中国家庭调查得出的基尼系数甚至高达0.61,接近或赶上了南非。

水涨自然船高,但某些船比其他船涨得更高。因此,在数百万中国人跨越了贫困门槛的同时,一小撮个体达到了高度富裕。这不仅仅是幸运甚至企业家精神:一些中国富豪确实是通过努力工作和承担风险致富,但还有很多是通过勾搭乐于用利益丰厚的特权换取贿赂的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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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察觉到高度不平等和裙带主义横行所带来的风险,同时发动了两场运动。其一是通过“精准”扶贫措施,如就业安置和福利补贴,在2020年消除农村贫困。其二则是根除腐败。在习近平的领导下,150万官员,包括一些中共最高层党员,受到了制裁。

中国的经验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教训。首先,尽管RCT和它们所评估的定向措施在减贫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最有力的规模化减贫手段还是经济增长。牛津大学的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指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中位年收入超过1,045美元之前实现75%以上的家庭生活在每天5.50美元的标准之上。

因此,任何对大规模减贫有兴趣的人,都应该通过研究历史、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和系统性思考(将发展战略的各部分结合起来看)来理解什么推动了持续经济增长。如果像达夫洛和班克吉所描述的,RCT等于“修理水管”,那么系统性思考便是勾勒和修正一整套排水系统。简言之,我们不能失去全局观。

中国发展经验的第二个教训是,经济增长不一定是公平的。经济增长收益的广泛分配需要福利计划和公共服务(如教育和医疗)的推广。在这方面,今年诺贝尔奖得主的工作有所助益,RCT已被用于评估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最后,适应性治理至关重要。与姚洋的观点不同——姚洋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是因为遵循了“经典经济学家的建议”,中国事实上否定了许多标准的政策药方,最著名的便是西方式民主是发展的必要条件的信条。

这并不意味着如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极权统治让中国实现了繁荣。在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下,中国遭到了灾难性的结果,包括大跃进期间的大规模饥荒。中国经济活力的真正奥秘是“引导创变”,即中央政府方向指导下的地方政策实验。

总而言之,消除贫困的关键在于包容性增长。实现包容性增长需要结合各种宏观政策措施和微观计划来解决具体的薄弱环节。新兴经济体还必须调整发展战略以适应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特别是科技转型和气候威胁。这就需要各种研究和工具。没有万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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