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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不要活到1000岁?

普林斯顿—医学和生物科学应该讲研究焦点聚集在那个问题上?一个理直气壮的回答是集中在对付夺走最多人生命的疾病上——比如疟疾、麻疹和痢疾,这些疾病在发展中国家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但在发达国家中几乎无人因此丧生。

不过,发达国家把大部分研究资金投入到其国民所遭受的病痛中,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哪种医学突破能最大地改善我们的生活?

如果你的第一反应是“癌症新疗法”或“心脏病新疗法”,那你应该三思。SENS基金会首席科学官、反衰老研究最著名的支持者格雷(Aubrey de Grey)认为,将大量医学资源用于与老龄疾病作斗争而不去应对衰老本身是无济于事的。如果我们可以治愈一种老龄疾病,从这种疾病中幸存下来的人也会在几年内陷入另一种疾病。因此,这样所带来的好处极为有限。

在发达国家中,衰老是90%死亡的的最终原因;因此,对付衰老是所有老年疾病的预防性良药。此外,衰老在导致我们死亡之前,已经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也降低了我们为他人造福的能力。因此,我们不应该将目标定在人类达到一定年龄后患病率显著增加的具体疾病上,停止或修复衰老过程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才是更好的策略,难道不是吗?

格雷认为,即使未来十年在这方面只能取得微小进步,人类寿命也能得到极大延长。我们所需要做的是达到他所谓的“寿命逃逸速度”(longevity escape velocity),即把我们的寿命延长到足以等待后续科学进步实现寿命的进一步延长的水平,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期待更多的进步和更长的是候命。最近,格雷在普林斯顿的演讲中说:“我们不知道第一个能活到150岁的人现在多少岁,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一个能活到1000岁的人,现在还不到二十岁。”

这一前景吸引格雷的地方不在于长生不死,而在于健康、年轻的生活的延续,我们可以随之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衰老过程。在发达国家,让年轻人祸中年人更长时间地保持年轻将让前所未有的老龄人口比重(通常得靠年轻人赡养而活)所造成的人口问题有所减轻。

另一方面,我们仍需要回答伦理问题:我们寻求大幅延长自身寿命的行为是否自私?如果我们成功了,结果是否只对一些人有好处而对其他人不公?

发达国家的人民预期寿命已然比穷国长30年。如果我们发现了延缓衰老之道,我们将面临这样的世界:大部分穷人在死亡的时候,少数富人才走过预期人生旅程的十分之一。

这一差异是认为克服衰老会增加世界不平等程度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如果老人不死而新人继续出生,地球人口增长率将大大超过现有水平,我们的生活水平可能出现大幅下降。

我们是否能够克服这些弊端取决于我们对未来技术和经济进步的乐观程度。格雷对第一个弊端的回应是,尽管反衰老治疗在初期可能相当昂贵,但价格是会下降的,很多其他创新就是如此,比如计算机和防治艾滋病药物。如果世界能够继续走高技术、低价格之路,那么人们将变得更富有,长期看,反衰老治疗能够让所有人获益。既然如此,为何不在现在就把它列为重点开始前进呢?

对于第二个弊端,与许多人认为的不同,克服衰老的成功本身将给我们呼吸空间用于寻找人口问题的解决之道,因为这同样能够延迟或消除更年期,让女性的首次生育年龄大大延后。如果经济可以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会随着它们步入发达国行列而下降。最终,技术将提供不会增加碳排量的新能源,从而有助于克服人口弊端。

人口弊端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如果地球支持人类生命的能力是有限的,那么,让更少的人活得更长和更多的人获得更短哪个更好?认为更少的人活得更长更好的一个原因是,只有被生出来的人才知道剥夺生命意味着什么;本不存在的人不会知道他们失去了什么。

格雷成立了SENS基金会支持反衰老研究。从大多数角度看,他的筹资努力相当成功,如今该基金会年预算已经达到了400万美元左右。但从医学研究基金的标准看,这还只是杯水车薪。格雷也许是错误的,但如果他有些许正确的可能性,则巨大的潜在好处意味着反衰老研究是比当前资金远为充裕的其他领域医学研究更合适的投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