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学院派经济学理论都建立在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的概念上。他曾说过，“自然不允许跃进”。然而我们经济学家却发现自己越来越被我们构建出来解释世界的新马歇尔主义的明显不足所困扰。

这套理论的核心成见是，我们应该相信市场能解决我们交给它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期望小变化（或甚至大变化）能产生巨大的效果。一项技术的进步会给有技术的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带来更高的收入，也会诱使其他人也来掌握技术和受教育，从而恢复平衡，避免不平等过度发展。

因此，一个劳动生产力低的国家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接着资金和劳动力比率的上升会提高生产力。运用马歇尔的理论，不论你看向何处，都会看到经济平衡将一切拖回原状，补偿和削弱所有震动与干扰的影响。

马歇尔的经济理论长期以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帮助了经济学家们认知世界。然而进步和理解似乎还需要新的东西——一种由良性循环、临界值和蝴蝶效应构成的经济理论，一种小变化能产生大影响的理论。

或许事实一直就是如此。按照几百年前的标准，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拥有难以置信的财富。两代之内，人类就会基本上扫除文盲。

然而三百年前也存在技术进步，从机械钟和水磨坊到大炮和轻型多桅帆船，再到广州每年可以收割三次的水稻品种，和可以在西班牙的山丘上繁衍的美利奴细毛羊的培育。但是这些创新只是促进了人类人口的增加，没有提高生活水平的中线。

今天，如果我们把全世界生产的产品平分，会不会得到比工业时代以前的祖辈们高十倍的生活水平？二十倍？一百倍？这样的问题到底有没有意义？

David Landes喜欢讲述Nathan Meyer Rothschild的故事。这个19世纪前半叶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在50多岁时死于脓肿感染。如果你让他选择是在欧洲过着金融帝王的生活，还是在今天过着收入不高但有三十年额外寿命、可以看到自己曾孙的生活，他会如何抉择？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世界里。今天的西安，这个曾经是唐王朝都城的地方，还有靠两亩麦田和一只山羊过活的家庭。全世界还有着其他的家庭，用一天的工资就可以买下那片麦田。

马歇尔的经济理论——由相对静态、供求曲线变换、以及随和反应构成的平衡经济学——几乎无力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全世界生活水平的中线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停滞不前？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增长速度经历了超高速的提升？发明、创新、适应与传播的经济学在哪里？反正不在马歇尔的理论中。为什么当今世界如此不平等，甚至找不到任何衡量全球分配的方法可以至少不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分化？

几代以前，经济学家Robert Solow和Moses Abramovitz就指出马歇尔的理论无法帮助人们理解现代经济增长。增长的真正源头不在于供求关系，也不在于将稀缺资源分配给其他用途，而在于技术和机构的改变——而在这方面，经济学家们几乎无话可说。

Ken Pomeranz等经济史学家正确地指出，在工业革命以前，亚欧大陆高度文明社会生活水平中线的差距相对较小。17世纪末长江流域的农民过着与同时代泰晤士河流域的农民不同的生活方式，但这些生活方式本身却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

两个世纪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到19世纪末，在英国和工业革命波及到的其他国家，生活水平的中线在有记录的历史上首次远远超出新马尔萨斯生存基准点。尽管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被用来供养一个腐败、颓废、放荡的贵族阶层，尽管人口增加了两倍、对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人口压力，尽管空前比例的国民收入被动员起来用于和法国，一个三倍于英国人口的强国，进行一场纠缠了近一个世纪的猛烈战争，工业时代初期的成就还是有目共睹。

这些成就到底是如何发生的？那些最终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小小变化是什么？

现在的经济学家们正在醒悟到他们面临的最有意义的问题一直是马歇尔的理论所不能解答的。显然，经济学——如果它要成功和进步——必定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变得与现在极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