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深谋远虑的观察家¾比如花旗集团的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哈佛大学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¾最近几个月相继表示对金融市场的风险认知感到迷惑不解。尽管根据市场判断当今世界¾特别是与之相关联的美元和证券从历史的角度看风险不大，但实际情况是地理政治风险相当可观。以沃尔夫为例，他提出金融市场对“长线小额盈利”采取一种“鸵鸟政策”，从一开始就不重视“偶然的金融灾难”，而一旦发生损失则统统归咎于“无法预见的厄运”。

但如果今天的投资者希望确保不受地理政治灾害的影响，他或她究竟该怎么做呢？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代人的经验，人们普遍认为金本位的国债是安全资产，能够为曾经困扰墨西哥、法国或美国等国的大众通货膨胀病毒提供保护。但英国国债投资者却由于英国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通货膨胀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购买沙俄国债的投资者在10月革命后用手中的债券来裱糊厕所的顶棚。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通货膨胀，精明的投资者也许认为黄金由于其唾手可得、容易携带和货真价实的特性而成为一种颇具诱惑力的资产形态。但问题是黄金无法流动，而资本却可以再生。无论如何，美国的黄金持有者发现自己的资产在大萧条最黑暗的低谷被罗斯福政府强制兑换成了纸质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似乎没有第二种方法比在美国投资更为保险。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股票和长期债券的投资者损失了将近半数的本金，即使是短期美国债券的投资者都在70年代末损失了占实际投资额20%的资产。

害怕地理政治灾难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增加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风险的侵袭。但这种方法作用也比较有限。害怕地理政治灾难的人只有找到自己可以购买的安全财产，才会变卖已有财产，导致其承受价格下降的压力。正如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洛（Robert Barro）不久前所指出的那样，即使不可预见的大规模灾难对无法提前预知的部分资产不产生影响，对上述灾难的恐惧也不会影响到资产的相对价格，因为投资人并不具备买卖某种特定资产的动机。

根据巴洛提出的理论，对不可预见的大规模灾难日益加深的恐惧所造成的后果将取决于这场灾难对全球储蓄存量所产生的影响。对制度障碍的惧怕既可以导致全球储蓄过剩，也可以导致全球投资不足，具体出现哪种情况取决于人们所抱有的态度。如果人们非常害怕风险，以至于对未来日益加深的忧虑致使他们增加储蓄，那么日益增加的全球不确定性会提高债券和股票价格，并降低利率、分红和投资收益。为投资者创造更多的可持有资产会带来资源消耗，而对上述资产的需求越大创造这些资产的边际投入也就越高。

这或许就是当今世界金融体系的现有状况。至少在我所处的圈子当中，人们主要忧虑“全球不平衡”会突然终结：也就是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和亚洲巨大的贸易顺差在动荡之中突然消失。

在这样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如果美联储以容忍通货膨胀、加速资产贬值为代价来避免就业崩溃，防止以前由外资支撑的行业滑入萧条的深渊，那么美元债券可能成为受影响最大的资产。但如果美联储拒绝接受美元贬值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并抱定维持其作为价格稳定担保人的地位所能带来的长远利益能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实现的坚定信念，那么美国的股票就会付出代价。中国的资产价值和制造业资产也将受到威胁，因为美国不再继续担任终极进口国的角色，导致中国的远洋出口发展策略走进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