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欧元区危机还远未解决。投资者的忧虑目前集中在欧洲银行的健康度上，这些银行大多在希腊和其他财政问题严重的南欧国家上有着大量的风险暴露。

到目前为止，欧洲领导人所做的补救措施只是隔靴搔痒。一个稳定基金已经建立，不过只是暂时性的。监控成员国预算平衡的新机制也已实施，但对已经存在的债务毫无约束力。此外，欧洲央行开始买入包括希腊在内的政府债券，且价格远在自由市场价格之上。

欧洲央行的动作体现了其悬而未决的多种结构缺陷和决策机制问题。欧洲决策者竭力掩盖的某些问题现在已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购买希腊债券的决定并非毫无争议。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阿克赛尔·韦伯（Axel Weber）投了反对票。韦伯只能投一票（总共有22票），但他所代表的是欧元区GDP的27%，因此不可能将他当做无足轻重的反对者置之不理。这是欧洲央行主席首次被迫披露有争议的决策。

理论上，我们早就知道欧洲央行在必要时会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定。但是，直到现在，这种情形才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眼前，而披露投票情况也是破天荒头一遭。这与美联储以及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后两者来说，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投票情况是例行公事。

欧洲央行决策不透明的理由是，由于环境特殊，曝光其管理委员（Governing Council）成员的投票情况将给各成员国代表造成压力。处于衰退的国家的代表理所当然会对升息政策投反对票，对降息政策投赞成票，而不管欧元区的整体情况如何。

但是，欧洲央行这种暗箱式的投票安排可以永远维持下去吗？荷兰央行行长魏霖克（Nout Wellink）直言了当地说，随着欧洲央行的成熟，迟早有一天决策机制需要透明化。韦伯在购买希腊债券问题上发出的反对声音使这一天大大地提前了。

另一个基本问题也浮出了水面。欧洲央行的投票结构存在漏洞。在一个联盟体系中，整个货币区的经济状况和各地区的利益之间必须有个平衡。

美联储和德国央行都处理过这一问题。在美联储，华盛顿理事会的7名成员拥有固定投票权，代表联邦利益，而12家地区储备银行总裁则轮流投票，只有纽约储备银行总裁的投票权是固定的。这样，中央对地方的票数比就是1:0.7。德国央行也有类似安排，中央/地方比是1:1.1。

欧元央行则有所不同，且理由非常充分。它是一个主权国家联盟的货币当局。进入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国所拥有投票权重要大得多。事实上，欧洲央行的联盟对国家票数比是1:2.5。此外，由于每个成员国都只有一票，因此各国的投票权重和GDP权重显得极其不成比例。德国的投票权重和马耳他是一样的。

欧洲央行对这一问题已有所考虑，但（在尼斯条约（Nice Treaty）中）所达成的妥协只不过是：随着货币联盟的发展，投票资格将适度流转。这对解决目前存在的失衡毫无用处。

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什么关注。但韦伯的反对票开启了小国投票否决大国和中心成员国的可能性。理论上，6名执行董事会成员加上代表着欧元区GDP65%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是可以被小国联盟的票数击败的。

这一点能够极大地影响利率决策。也可以牵涉到购买受困成员国的债务。欧洲央行为希腊债务所支付的价格很有可能要高于其价值。如果希腊被迫进行债务重组，从而其债券持有人被强制“削发”，那么欧洲央行将会招致相当大的损失。这一损失由各成员国按其所占欧元区GDP的比重承担，而当初投票的时候却是一国一票。

对于经济和货币联盟来说，这一奇特安排是在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以及缺乏与IMF类似的欧洲基金之外的又一个巨大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当市场情绪紧张时——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就处于这样的情形——只要人们感到欧洲央行决策不符合整个欧元区的利益或者可能导致主要国家遭受巨大损失，就会动摇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于是，我们很有必要重新审视尼斯条约的内容。这样做的政治阻力很大，但日益明显的是，欧元区要想继续存在，就必须彻底革新。而欧洲央行的投票机制是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