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在任何一届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保护主义都会一如既往地乘虚而入。但这次保护主义在美国卷土重来早在2001年乔治·W·布什总统征收钢铁关税时就开始了。

布什政府对进口钢铁征收关税的真正意图实在让人琢磨不透。该关税在经济上不划算：它使美国更穷了。该关税也绝非重商主义的表现：它给钢铁消费行业造成的经济和失业损失要比给钢铁生产行业带来的利益大得多。而前者的工会力量和在华盛顿的声势至少不输于后者。

该关税在外交上也并不高明：美国政府似乎借此迫不及待地表明它会为了想象中微不足道的国内政治利益而牺牲所有的承诺。有哪个国家愿意和这样的政府达成任何协议呢？

不幸的是美国重蹈保护主义的覆辙还不止于此。去年，当布什政府发现没有推动就业的有效政策时，又故伎重演地调查俄亥俄州的一些工厂倒闭是否应归罪于中国过低的汇率。

有鉴于此，民主党现在又一次举起保护主义的大棒就不足为奇了。其最主要的总统提名候选人约翰·凯利大谈"本尼迪克•阿诺德似的CEO"将工作外包是对美国的背叛。凯利剩下的竞争对手约翰·爱德华兹也称他和凯利在贸易政策方面有着难以弥合的深刻分歧-而凯利是站在支持自由贸易的一边。

在过去的三年里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展比任何一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所希望的都要小得多。除非美国停止其在贸易政策上的摇摆，否则今后七年会依然如故。

决不能指望欧盟和日本能够心甘情愿、毫不抗拒地签署任何贸易自由化协议。没有美国的积极领导-即没有崇信自由贸易的政府和国会-贸易自由化就不会实现，并且会出现更多的"紧急"关税，"特别"配额和"主动"出口限制。

所有这些举措对美国的影响都极为有限，但却可能给向美国出口的新兴市场国家造成无数的灾难。

有什么能阻止美国贸易政策的摇摆吗？除了一股突然、即时、强劲并能形成持续繁荣的内需增长及由此带来的就业率增长以外，似乎别无他法。过去三年里，美国工作年龄人口的就业比例已跌至大萧条以来的最低点。

让美国的工人和选举人更为焦虑的是工作保障。由于目睹了85年来最为严重的劳动力市场衰退，他们更愿意将工作没有保障的情况归罪于任何事。正是疲软的劳动力市场在驱动着保护主义的钟摆。

所以我们可能必须要接受保护主义情绪甚嚣尘上的现实。但我们也应该寻求途径以减短这一政治循环的保护主义终点所持续的时间并减轻其造成的损失。有两种意见和一种经济上的转变可能会加速贸易自由化的回归。

这两种赞成自由贸易的观点虽然都是强有力的但却基本没被采纳。第一种观点应该由向美国出口的国家来表达：它们应该让美国的记者、政客、选举人和工人知道所有那些由于它们向美国出口而为其带来的工作机会。对扩大贸易会造成失业和扰乱美国经济的恐惧应该由对缩减贸易会造成同样后果的恐惧来平衡。

第二种观点应该由关心美国国家安全的人士来表达。21世纪的世界将会面临恐怖主义的持续挑战。 而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部分将会是把恐怖主义的敌人转变为持久的同盟。世界贸易的增长可以成为建立同盟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经济上的转变则应该由欧洲和日本担当：从通货紧缩向通货再膨胀转变。日本和欧洲强劲的需求增长会推动美国的出口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从而成为可以想见的，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最强大力量。

长久以来，欧洲和日本一直将寻求充分就业让位于其它的目标-或是极低的通货膨胀（欧洲），或是规避泡沫经济的成本（日本）。当美国不再是唯一拉动世界需求的火车头，也不再是"救命稻草"式的进口国时，说服美国的普通选举人相信贸易自由化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会容易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