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内转外的经济政策

纽黑文—世界经济陷入了危险的错觉。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繁荣已经转变为规模更大的萧条，决策者求助过时的金融工程，妄图重获魔法。这使得失衡的全球经济成了现代经济政策史上国模最大实验的“培养皿”。决策者认为，这是一个受控实验。大错特错。

二战后日本的兴衰预示会发生什么。欣欣向荣的日本经济增长奇迹有一个前提，即不可持续地抑制日元。1985年，欧洲和美国以广场协议挑战这一重商主义方针，日本银行的回应是激进的货币宽松，这引起了巨大的资产和信用泡沫。

后来的事历史书上都有。泡沫破裂，立刻拖累了失衡的日本经济。生产率严重恶化——此前这一症候被泡沫掩盖——因此日本无法实现有意义的复苏。事实上，日本至今仍在与失衡作斗争，因为它无法或不愿采取急需的结构改革——即首相安倍晋三的被称为“A安倍经济学”的经济复苏战略的所谓的“第三支箭”。

尽管日本的方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但世界其他国家仍铁心要用货币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美联储专职经济学家的一份2002年的讨论论文奠定了这一方针的基础，该论文也成为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治下美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蓝图。

该论文的核心假设是日本经济和财政当局的主要错误是动作太胆小。泡沫和结构性失衡没有被视为问题。相反，论文作者认为，如果决策者更迅速、更强力地采取刺激手段，日本增长缓慢、通货紧缩的“失去的十年”或许可以避免。

要是如此简单就好了。事实上，关注速度和力度——美国决策者现在所谓的“巨型火箭炮”的关键——促使“日本病”发生了恶性突变。量化宽松所注入的流动性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从利率转变为货币市场。当然，这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中央银行已经将基准政策利率降到了曾经令人生畏的“零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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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要慌张，非常规货币政策鼓吹者宣称。央行无法用常规工具实现的目标现在可以通过资产市场财富效应的迂回渠道或来自货币贬值的竞争优势实现。

错觉就产生在这里。财富和货币效应飞弹没有刺激后危机经济体有意义的复苏；反而酝酿了新的破坏稳定的失衡，这些失衡有可能让全球经济陷入一连串危机。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新复苏方针的榜样。尽管美联储将其资产负债表规模从2008年底的不足1万亿美元扩大到2014年秋的4.5万亿美元，但名义GDP只增加了2.7万亿美元。其余9,000亿美元溢出到了金融市场中，刺激美国股市大涨两倍。与此同时，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复苏十分萎靡不振，实际GDP增长保持在2.3%左右——比过去经济周期的正常水平4.3%低了整整两个百分点。

事实上，尽管美联储注入了巨量流动性，美国消费者——他们是2008—2009年剧烈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最大受害者——并没有恢复元气。过去七年实际个人消费支出每年只增加1.4%。毫不奇怪，货币宽松的财富效应大部分产生在富人身上，他们是股票资产的主要持有者。至于困难重重的中产阶级，得到的好处可以忽略不计。

 “本来可能更糟糕的，”反事实主义者常用这句话来反驳。但果真如此吗？毕竟，正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著名论断，市场制度早就有一种神秘的自我修复功能。但在后危机时代，美国政府的援助和美联储对资产价格的操纵让这一功能无从发挥。

美国的萎靡表现并没有阻止其他国家的效仿。相反，如今欧洲也加入了QE行列。甚至这一方针的始作俑者日本，也采取了新的密集型QE，这表明日本显然渴望从“学习”经过美国解释的自己的错误。

但是，除了这一方针给个体经济体带来的影响，还有股市飙升和货币贬值造成的系统性风险。过度流动性注入的接力棒在央行之间不断传递，全球资产泡沫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危险与日俱增。与此同时，政客陷入了错误的自负，这破坏了他们直面眼前的结构性挑战的激励。

如何打破打破这一链条？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最近的访谈中强调，答案在于结构改革决心——他指出，这也是中国独有的战略重点。中国所谓的减速已经引起了一片哀嚎，但中国领导人也许有着比发达经济体领导人更加现实和建设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评估。

自危机以来，美国和其他地区的政策争论经历了由内而外的转变——这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依靠金融工程尽管可以避免结构变革的重担，但它绝非健康复苏的秘诀。相反，这样会带来更多资产泡沫、金融危机和日本式的长期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