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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婚姻咨询

北京—毫无疑问,中国从美国所建立和支持的世界体系中获益良多。事实上,是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访华之旅打开了中国回归国际社会的大门。

尼克松访华后的20年里,中美关系大体上处于蜜月期。经济方面,美国不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还容忍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上的重商主义做法(尤其是双轨制汇率)。20世纪90年代,双边经济关系继续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标志着美国对中国进入世界体系的支持达到了最高峰。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的出口额涨了五倍。

当然,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欠缺伤害了中美关系(这一缺陷妨碍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将新技术推广到中国,其对中国企业造成的伤害可能更甚于美国企业)。中国国有企业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政府对技术“国企巨头”(national champion,拥有特权地位、几乎肯定会滥用政府资金的公司)的支持也损害了中美关系。

事实上,中国的做法是在与概率对着干。成功的高技术创新属于随机事件,遵从大数定律。在市场经济中,大量公司和个人做着创新尝试,因此极大地提升了成功概率。市场机制可以让大数定律显灵,而政府集中支持少数企业与此南辕北辙。

但这一缺陷并非如今全球失衡的根源,汇率问题亦然。先说汇率。在一战爆发前的一百年中,英国一直维持着经常项目盈余,美国在1900—1980年亦是如此。但显然,这两个国家都不是通过操纵汇率达到这一成就的。

此外,二战后成功将对美国外部缺口大幅缩小的经济体——特别是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在快速增长期均存在经常项目盈余。这与美国经济学家的传统智慧——快速增长国应该在当下负债以换取将来在世界经济中的更大比重——相反。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GDP增长率与一国经常项目状况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与增长率极低的国家相比,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应该举债。但若一国经济增长率继续增加,其储蓄率将以快于投资率的速度增长,因此更有可能产生经常项目盈余。

对于中国这样的“赶超”国家,快速增长通常伴随着活跃的结构性变化,促使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这增加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盈余。

中国的汇率政策之所以有问题,不在于它刺激出口,而在于它迫使中国积累了数量巨大但毫无必要的外汇储备。中国政府不愿人民币快速升值可能是因为其厌恶不可预知的大幅波动,特别是在其准备将人民币推向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时候。

中国经济受着结构性问题的妨碍,而美国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坦白讲,有一点我一直感到颇为诧异,那就是美国经济学家不愿意讨论引起当前危机并阻碍美国复苏的结构性问题。似乎大部分美国经济学家都认为危机的原因是货币政策失当和金融部门监管过松;一些人甚至指责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储蓄引起了危机。

这也许是危机的直接原因。但危机的爆发自有其深层根源——旨在提升竞争、创新、回报和报酬水平的美国资本主义。诚然,这一模式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但它也造成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比如,为了维持高水平创新,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成熟经济体中是最灵活的。但这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公司为了转向新产品而砍掉整个部门的科学家稀松平常,这不仅伤害了人力资本,也有损于人民生活。此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对立的劳动关系,这一点在与北欧国家作比较时最为明显。北欧国家的创新性不及美国,但经济和社会更具韧性。

与此同时,美国资本主义皇冠上的明珠——金融部门引发了危机,并在恶化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除了石油出口国,经常项目盈余国家——如中国、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部门都比金融部门相对更强,而在存在外部赤字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情况正好相反。

最后,美国的全球霸权既可以说是优势,也可以说是诅咒。60%的世界贸易用美元结算,美国的军事实力世界最强,这使得美国成为全球投资者的安全港。但是,大量资本流入既拉低了借贷成本,也导致了经常项目赤字:地资本成本刺激了资产价格,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促使美国人的消费超过收入。

如今美国政客和学界所讨论和采取的政策——量化宽松、财政刺激、政府赤字削减——都是治疗深层次问题的药方。作为迈向复苏的第一步,美国必须采取大手笔金融部门改革。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换句话说,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终点。

列宁的分析也许是错误的,但如今,我们知道,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只是正确的原因是另外一个:金融资本主义迫使一国走向不可持续的负债。不幸的是,美国金融改革还远远不够。

30年来,“改革”一直是中美关系中国端所发出的声音。我们希望,美国也能喜欢“改革”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