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约——为了方便讨论，让我们假设那位曾经声称欧洲“已经到了伊斯兰化最后阶段”的荷兰政客霍尔特·怀德斯是对的：挪威大屠杀凶手安德斯·布雷维克就是个疯子。怀德斯在Tweeter上留言说：“那个侮辱反伊斯兰斗争的精神患者简直令人作呕，也对全球反伊斯兰运动造成了重大打击”。

这个假设并不那么荒谬。此人先是用炸弹袭击了奥斯陆市中心大片地区，然后用一支突击步枪屠杀了超过60名参加夏令营的年轻人，委婉地说，这个行为确实是非常怪异——因为心智健全的人永远都不会动这样的念头。

自然，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一群年轻人身上，他们决定通过劫持民航客机撞向纽约和华盛顿的公共建筑来自杀和屠杀别人。但不像美国某些虚无主义杀手那样，无论是布雷维克还是那些“9·11”恐怖分子，他们都杀戮都是有目的的。在伊斯兰极端分子眼中杀害大批无辜者并不是一场个人公众表演，而是针对罪恶而堕落的西方的一场圣战。

而布雷维克自认是一个斗士。他的目的是就是保护西方免遭伊斯兰化。他的敌人不仅仅是穆斯林，还有西方那些自由派精英及其子女，这些人都在利用“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来毁灭欧洲。

事实上，布雷维克在他篇杂乱无章的《欧洲独立宣言》中所写的内容或多或少都是霍尔特·怀德斯这些民粹主义者的言论。当然这个宣言中还有很多其他内容——比如复兴中世纪圣殿骑士团的梦想——体现了他本人的怪异思维，而怀德斯则迅速与布雷维克的暴力方式撇清关系。实质上只有一个右翼政客——来自意大利贝鲁斯科尼阵营的北方联盟议员弗朗西斯科·斯佩隆尼——试图为布雷维克辩护。他认为布雷维克的“意愿是为了保卫西方文明”。

那么面对那些类似布雷维克的杀手以及“9·11”恐怖分子用来为自身屠杀行为辩护的意识形态理由，我们究竟该给于何种程度的对待？

几年前，德国作家汉斯·恩森斯伯格写了一部讲述“激进失败者”的著名小说。所谓激进失败者就是那些在社会，经济和性方面缺乏自信且对周围世界的冷漠恼怒不已的年轻人，这些人长期幻想着制造一场破坏巨大的自杀式行为。

任何东西都可以引发这样的行为：向姑娘求爱被拒，被老板解雇，考试不及格。有时这些杀手也会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些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建立纯粹的伊斯兰国，为实现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而奋斗，或者拯救西方。这些理想本身可能并不那么重要——不过是些信手拈来的，出于某种潮流或者其他历史性因素的东西。一旦一个激进失败者起了杀心，一切事物都可以成为理由。

这种说法或者有理。但这是否就意味着那些激进牧师和政客的言论就和那些借此名义行凶的行为无关？因为所有人都指责怀德斯，因为布雷维克公开表示仰慕他，而其他人则警告说这么一个精神错乱者的暴行不应该被用来攻击怀德斯的理念。毕竟无论是声称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有缺陷的理念，或者伊斯兰教在性别平等和同性恋者权利与现代西欧理念格格不入，或者大规模移民将导致严重社会冲突的言论，都不是非理性或是旨在致人死命的。

上述言论最初是在上世纪90年代由一些有名望的保守主义者甚至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提出。他们的目的是反对一个相当自以为是的自由主义政体，而该政体倾向于将所有针对移民和非西方信仰传统的严肃思考视为种族主义和冥顽不化。

但虽然对大规模穆斯林移民的讨论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错，但荷兰、丹麦、法国、德国、比利时，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者却进一步借题发挥。尤其是怀德斯喜欢用一些类似“欧洲的光芒正逐渐黯淡”或者“命悬一线的西方”的启示录词汇。而且在他看来问题并不仅限于一帮特别热衷于暴力革命的伊斯兰分子，而是伊斯兰教本身：“如果你想将任何东西与伊斯兰教相提并论的话，想想共产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吧——就是一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这是一种认为敌我双方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存在战争”论调，而且是最为凶险的一种。事实上，整套二战词汇都被人刻意复活。那些反对向所有形式的伊斯兰教表现极端敌意的人就是“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调停人”或者“同谋”。对于某些人来说，“9·11”发生的2001年就等同于1938年甚至1940年。西方文明的生存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么有些特定的人将这些言论误认为拿起武器的斗争号角就毫不奇怪了。

虽然可以确信无论是霍尔特·怀德斯，还有美国那两个极端反伊斯兰的博客写手斯科特·史宾沙和佩内拉·高勒（两人的言论也被布雷维克广泛引用），都没有号召使用暴力。但他们的文章和言论都极为歇斯底里和充满仇恨，足以刺激一个心理不平衡的人误入歧途。事实上，布雷维克对上述这些人言论的理解——以一种怪异的方式——比认为一个事关我们存亡的战争可以用嘴皮子解决的想法更加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