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欧洲的决策者们在希腊的债务问题上处理得很糟糕。欧盟的政府首脑们以及欧洲中央银行（ECB）最初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援救，但却没有其它的应变计划。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此事的部分原因是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不愿见到身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援助欧元区。而作为社会党成员的斯特劳斯·卡恩很可能将是萨科齐在下届法国总统大选中的对手。

希腊是“煤矿中的金丝雀”吗？——告诫我们欧洲的货币联盟处在崩溃的边缘，著名的“四小猪”（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四国的英文首字母加起来是“PIGS”）中的其他三个成员像多米诺骨牌般等着倒下吗？乔治·索罗斯担心事态可能会如此发展。他认为如果欧元区不作出改变的话，它能继续存在的几率只有50%。

当然，希腊事件凸显了欧元区管理方式中的弊端——一些参与建立单一货币的人对这些弊端并不意外。赫尔穆特·科尔是欧元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他曾在1991年指出，“如果没有一个政治联盟，那么想长期维持经济和货币联盟是不现实的。”反对统一货币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则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相信在欧洲实行单一货币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对经济，政治，以及社会都是不可行的，尽管我们尚不清楚它将崩溃的时间，地点，以及后果。”可能现在，撒切尔夫人回忆录的译本在希腊会有市场。

尽管可能不认同这两种灾难预警，许多欧洲领导人渐渐同意有必要做一些改变，也认为希腊事件暴露出单一货币计划的一个核心弊端。例如，萨科齐又重新表达了法国长期坚持的论调：在欧洲建立一种经济管理机构，以弥补欧洲央行的不足。

法国人经常提出这一建议，希望借此影响欧洲央行的决策——他们认为有些决策不利于发展和就业，或者希望防止他国维持不公平的税收（所谓的“不公平”经常是指某一税率比相应的法国税率低）。

以前，德国人对法国人的这些论断置之不理，现在他们的态度有所改变。然而，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把重心放在在成员国的困境上。他已经提议建立一个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欧洲货币基金组织，为陷入希腊式困境的成员国提供援助。

这个想法是有理有据的。但是它的缺点是，它必须改变现有的欧洲条约。而改变条约需要所有的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进行，这就要求一些成员国要通过全民公决，如果大卫·卡梅伦的保守党赢得此次英国大选，那么英国也要进行全民公决。

此前，法国，荷兰，以及爱尔兰已就欧盟宪法改革举行全民公决，但并未通过。现在，很难想象欧盟政府领导人还会愿意沿着老路再走一遭。很明显，对另外三个“四小猪”成员提供援助的任何时间表是无法实现的。在任何协议出炉前，他们只能成为熏猪肉和烤肠了。

因此，短期来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必须要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援助，萨科齐也要收起他的自尊。但从长期来看，真的有必要建立欧洲货币基金组织吗？我不这么认为。同样，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也不认为建立一个欧洲经济管理机构是必要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在财政纪律上达成共同协议，并且重新开启“稳定与发展公约”，当年搁置这一公约是不明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时法国和德国认为公约的规则太过约束。

欧洲的领导人应该留意奥特马尔·伊辛在2008年12月发表的一篇名为“欧元—一个没有归属国的货币”的文章，那时，债务危机尚未爆发。作为欧洲央行成长时期的首席经济学家，伊辛对于如何在实践中运作一个货币联盟，比谁都清楚。他坚持认为，“稳定与发展公约包含所有货币联盟运转过程中的必要规则，各国无需进一步采取措施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

欧洲不需要法国提出的税收政策协调计划，或者另外一个基金组织，但它需要执行财政纪律，以防止他国肆意投机，正如希腊人所做的那样。显然，希腊人认为欧洲其他国家会继续忽视走高的财政赤字，并且认为，作为欧元区成员，市场会用看待德国国债的眼光看待他们的债务，虽然有一点不同：与德国相比，希腊提高一个友好的氛围，也鼓励人们购买债务。同样与德国不一样的是，希腊边上还放了一杯令自己迷糊的烈酒。

原先公约的构想是财政赤字不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3%，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投资者们很清楚，他们现在就处在特殊情况，因此想要回到3%水平线以内尚需时日。但是我们应该把3%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一旦有国家需要救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提供临时资金。而一旦政府被迫在公共开支和税收上采取严厉措施时，该组织还可以为政府提供政治掩护。

财政纪律听起来不像“经济管理机构”那么有远见。但是“见解”太多，而现实可行的预算办法又太少，这一现象使欧盟深受其害。是时候纠正想与做之间的平衡了，否则索罗斯悲观的预测可能会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