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市场和资本主义激励在促进市场效率、增长和创新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哈佛大学的本·弗里德曼（Ben Friedman）在其2006年的著作《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Growth）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经济增长对开放的民主社会来说是大好事。但市场和资本主义激励在保证稳定、平等和可持续性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劣势，而这会对政治和社会凝聚力造成不利影响。

显然，抛弃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因而也抛弃了增长——绝非现实选择。总的来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尽力调整市场-资本主义体系，使之适应变化的技术和全球条件，从而获得稳定、平等（就机会和结果等方面而言）和可持续性。在这三个目标中，可持续性大概是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一个。

对许多人来说，可持续性伴随着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在未来25年中，全球经济规模可能会翻三倍，主要的增长动力来自发展中国家，它们将赶超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并采用和发达国家相似的消费模式。因此，人们开始担心，地球的（广义）自然资源和自我修复能力将不堪重负。

有些人因此推论，问题出在增长上，而解决办法就是更少的增长。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只有持续增长才能让人们摆脱贫困，限制增长绝不是答案。替代方案是改变增长模式，从而减少高水平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冲击。

但我们找不到适用所有人的现成替代方案。改变增长模式意味着从补充性部分开始逐渐逐步地发明新模式。其中的两大关键要素是教育和价值。所有人（不光是决策者）需要理解个体和集体选择的后果。我们需要小心（比如）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的代际后果，也要小心我们如何对待自己将影响我们子辈和孙辈的生活方式的机会。

迄今未知，我们的选择的质量并不令人信服，并未体现出多少对可持续性和我们的选择对子孙后代所造成的影响的顾忌。结果，许多发达国家囤积了非常危险的巨额债务和比债务还要巨大的非债务负债，而这些都是由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造成的。

我认为，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是在不知情中做出会给子孙后代带来不良影响的选择的。因此，罪魁祸首也许是对我们选择的后果的不完全知识。此外，入不敷出的模式一旦染上便很难戒除，因为，从某个时点开始，当前一代需要为过去的承诺买单，并开始为子孙后代储蓄。这看起来破不公平，因为的确如此。

大部分人会同意，通过入不敷出的社会保障和保险和对资源的滥用实现在总量上超过应有水平的生活水平会给子孙后代造成负担。但我们没有就谁应该为这些项目掏钱，或谁应该为削减我们的资源消费负责达成一致。将分配问题留给本人不在场、又没有足够的代表者的群体解决要容易得多。

教育和价值是合理个人选择——最终是集体选择——的基石。经济学家所正确指出，要想增加能源效率、限制碳排放、节约水资源等目标，我们需要各种激励和政策，而没有教育和价值，这些激励和政策就得不到支持，在民主决策过程中流产。

可持续性要想获得胜利，必须来一次自下而上的过程。环保主义者重视教育和个人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尽管他们的政策主张并不是个个都在点子上。教育和价值能推动地方创新，改变生活方式，转变社会范式。教育和价值还能通过消费者和雇员（包括企业领导）选择改变企业行为。因此，教育和价值是追求可持续增长模式所需办法的关键成分。

但是，教育和价值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补充性国家政策和国际协议将要求仔细的科学和经济分析和深思熟虑的选择。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共担责任的需要不会一夜消失。气候变化风险固然严重，但并不是可持续性日程的全部。

有几个显而易见的步骤需要迈出。合理的监管和足够长期的视界能够让各种结构更加节能，而且不会造成重大负担。类似地，运输也可以在不影响移动性能的条件下减少能源密集程度。一些变革需要国际合作，以避免不利的现实上或感觉上的竞争性后果。

但过度合作并非好事。这就是为什么气候变化谈判从追求高风险的限制碳排放目标的50年承诺这一被误导的目标转为关注平行开展的逐步过程——包括更高的能源效率、更佳的城市规划、更好的运输系统——以及不断学习。类似地，大量使用水资源的企业和产业在面临稀缺时也会开发出新技术并实现繁荣。

人口众多的亚洲——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可持续性是实现其长期增长目标的关键，这有助于全世界的进步。这一幕是快速增长环境的自然产物，因为其增长模式要求不断地反省和调整，以实现可持续性。

随着知识的获得和传播，价值也会随时间而改变。然后，以可持续性为目标的政策也会随之而来。现在需要的是，我们是否能足够快地来到这一时刻，从而避免大破坏甚至是潜在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