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政坛有一个老的说法，那就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在共和党掌管白宫时总是会更好一些。我们是政治家，而共和党人也是政治家。因为我们都相信强权，所以我们容易相互理解。

这一说法的背后隐藏的是偏执的思维定势，因为它表明冷战结束后俄美关系的实质并没有在根本上得到改变；两国之间所存在的敌意是这两个永远无法缓和的地缘政治的对手之间的。俄罗斯似乎只有在他们与世界上的强权直接对抗时才会感觉良好。事实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苏联的瓦解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在这一思维定势的推动下，俄罗斯上层的重要部门极力恶化俄美关系。他们特别是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某些成功。克里姆林宫似乎在系统性地寻求阻碍美国，即便这样做似乎并不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由此，俄罗斯把高科技的武器，包括轰炸机、潜艇甚至可能还有一艘航空母舰卖给了中国这个不仅与俄罗斯有着世界上最长的国界线，并且在部分国界线上还存在争端的国家。俄罗斯帮助伊朗实现其核梦想同样也是一种自毁性的愚蠢行为。俄罗斯不但在伊朗建造了一座民用核反应堆，由此增进了伊朗人对核聚变过程的认识；并且还不愿意支持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伊朗不要发展核武器的努力。

设置外交障碍并不是俄罗斯上层与美国实行对抗的唯一方式。他们还寻求激化国内民众的情绪。为了保持他们的影响力，似乎他们认为需要把美国树立为俄罗斯不可调和的敌人，因为美国授予前共产主义国家北约成员国的地位，从而把现实的威胁带到了这个国家的家门口。

当然，这种妖魔化跟我们过去在苏联的时代所看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尽管如此，普京依然认为他有必要每隔几个月时间就在电视镜头前露面报告说，俄罗斯的科学家们又研制出了某种新的导弹，能够冲破美国设立的任何反弹道导弹系统。

为什么普京的顾问和公关指导会鼓励他去作这些老一套的必胜主义论调是很难让人理解的，除非你能认识到几乎所有俄罗斯面对他们强国形象的丢失所感受到的悲痛。这种心理创伤在俄罗斯的执政者心中更为强烈，从而催生出一种强烈而又持久的心理情结。对于他们来说，美国和西方国家依然是他们最终的敌人。笛卡尔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思故我在。” 俄罗斯的执政者似乎也有一个信条，“我抵抗美国，所以我很伟大。”

《莫斯科新闻周刊》的编辑Vitaly Tretyakov针对最近的美国大选有过这样的论调，“当美国是由一位民主党的总统掌权时对我们来说会比今天的共和党政府野蛮的帝国主义更糟糕。”因为共和党的行动针对的不是我们，而是“伊斯兰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如果出现的是一位民主党的总统，俄罗斯很有可能“会因为我们的独裁主义、我们的缺乏民主、压制自由和践踏人权而成为对抗的主要焦点。”因此，对于Tretyakov来说，“糟糕的布什和他的共和党对我们来说会比更糟糕的民主党更好。”

Tretyakov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恰恰相反，他病态的逻辑恰好反映了克里姆林宫偏执的观念。

但是如果这些人真的实现了他们的愿望，而北约垮台了并且伊斯兰主义者成功了怎么办？到那时候谁来阻止他们越过俄罗斯南面的边界向阿富汗和中亚挺进？外交上的多疑症的问题不是在于 有人跟在你的背后，而是你无法分清一个真正的敌人和一个臆想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