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格莱娜·罗亚尔反败为胜，成为明年大选社会党的旗手。不过她的胜利只是一场法兰西数十年来未曾见过的激烈政治争论的一部分。随着明年议会和总统大选的到来，赌注之高不亚于之前现代法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转折点。

当前争论的一个罕见特点在于一群公共知识分子，如雅克·马塞勒、尼古拉·巴维莱兹、艾利·科恩和史蒂芬尼·罗兹等，全都不认同法国超然世外的陈腐观念（即所谓的“法国式的例外”）。他们的思想处在一个日益扩大的认知前沿，即法国必须直面世界的真实挑战，而不能按照法国人自己的意愿歪曲它们。也就是说，要接受并适应全球化。

法国当然有能力适应。法国人口只占全世界的1%，经济规模却排名第六，国际贸易排名第四，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则排第三。巴黎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最大公司中超过40%是外国公司。甚至，每七个工人中就有一名受雇于外国公司，而英国则是十分之一，美国是二十分之一。生产力也相对较高，每小时33美元，英国只有27美元。

此外，面向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的出口会给法国带来极大的收益，因为法国生产的高增值商品比南欧国家的更具竞争力。后者的出口商品更接近于领先新兴国家。

如果不是法兰西国家机器，法国是可以应付全球化的。世界银行最新的“商业展望”调查突出显示了法国相对较差的商业环境。“开创企业”一节指出了建立和注册新公司所要面临的官僚和法律障碍，将法国排在第35名，相对于英国的第六名和美国的第三名。

但是国家政策造成的最严重的损害还是失业。如果“法国式的例外”的确存在，那就是过去30年来，失业率从未降至8.5%以下。如果不算娇生惯养的公职人员大军，失业率将接近15%。青年失业率，包括妇女在内，平均达到23%，而在移民聚集的贫困郊区，失业率高达70%。

许多政治阶级和舆论将失业归咎于全球化——公司向劳动力低廉的市场外包和转移。但是罪魁祸首其实是法国自己的劳工法——林林总总的条例，形成世界上最坚实的就业保护。在“商业展望”调查的“雇用工人”一节，法国排名第134位，英国则是17，美国名列榜首。雇主们不愿意聘用不能轻易解雇的工人，法国的年轻人当然会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

失业是贫困的主要原因。防止贫困的主要保护是工作收入——对此，即便是法国慷慨的失业救济和其他福利补贴也不能充分代替，而给这些福利提供资金所需的税收负担很大一部分以工资税的形式落在公司的头上（雇主的社会保障贡献），从而进一步妨碍公司雇用更多的职员。

法国历届政府任由这种情况腐烂化脓。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政府避开这个挑战，转而选择了“经济爱国主义”——即保护所谓的国家卫士不被外国公司兼并。尽管有过一些滑稽的插曲，例如将乳品公司Danone划为国家安全资产，从而阻止了可口可乐公司可能的投标，但是法国外资投资制度的限制强度并不比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发达国家低。

这种把全球化当作替罪羊的做法反映了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历届政府，而不是公司，要为法国最具破坏性的外包行为——即职责的外包——负责。过去20年来为数不多的几次严肃改革不是向选民提出改革方案，然后凭借明确的民主权力实施这些方案，而是外部强加的——主要是为了满足欧盟的要求。结果，改革似乎变得不合法，反过来强化了国内的抵制。

要打破这样的僵局就必须选出承诺改革、并获得实施改革的权力的总统，从而恢复政治合法性。2007年总统大选的两位主要竞争对手塞格莱娜·罗亚尔和尼古拉·萨尔科齐都比较年轻（与最近数十年来的老人相比），并且都对舆论的脉搏有一定的把握。

他们共同的手法是与法国人民达成共识，即改革惟一可行的基础是政府与公民之间强有力的政治契约，并在此基础上与法国人民进行真正的对话。这与弗朗索瓦·密特朗及雅克·希拉克充满精英主义、傲慢、家长式作风和停滞的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论大选的结果怎样，法国政治意愿和合法性的回归将姗姗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