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如果不是从坟墓就是从历史的垃圾箱里，卡尔·马克思又回来了。德国财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不久前曾说马克思的答案“也许无法解决”今天的问题。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让人给他拍摄了一张翻阅马克思著作《资本论》的照片。德国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鲁格，承诺要以《资本论》为题材拍摄一部电影。

今天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没有谁愿意说清楚马克思的吸引力究竟存在于何处，马克思试图把德国的哲学（以黑格尔理论为基础）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与大卫·李嘉图一脉相承）结合在一起，从而把这两种相当保守的传统演变成一种极端的革命理论。

马克思无疑是19世纪版全球化的一位敏锐的分析家。1848年，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我们用来自四面八方的交流和国家间普遍存在的依存关系取代了原有的地方和国家在孤立的同时自给自足的模式。”

肯定还有许多19世纪的评论家都对创建全球网络进行过分析。可我们并没有见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或者保罗·里罗伊的著作掀起新的热潮。

马克思重新受到欢迎表明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从根本上破产，而金融系统就是其中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描述——把货物转换为可以交易的资产，脱离了货物本身的制造过程或者使用价值——似乎完全符合复杂的证券化过程，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价值似乎被隐藏在晦涩的交易行为背后。

从对这些复杂交易的欺骗性分析中诞生了《共产党宣言》，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现代马克思主义在总共10分的标尺上处于5分的地位，他们过去曾经提出过“没收所有移民和反抗者的财产，”而现在则提出“通过掌握国家财产和独家垄断地位的国有银行把信贷权利收归国有。”

今天金融危机导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银行不再为基础经济运行所需的许多交易提供信贷服务。就连国家援助下的银行重新注资都不足以恢复经济。

面对汽车大鳄和中小供应商共同的危机，许多人都要求作为救援计划的附带条件，国家应该迫使银行开始放贷。人人都想到可以把马牵到水边，但却不能低头饮水的典故。就连市场派评论人士也开始叫嚷市场不能提供所需的信贷服务。

国家强迫借贷过去也曾经发生过，而且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体系产物。这是欧洲早期现代化国家用来对付债权人的标准武器。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它就在法国的经济政策中占据了核心的位置。

离现在更近的20世纪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大国央行合作，迫使银行向拉美债务大国发放更多贷款。许多银行对被迫向坏账追加投资牢骚满腹，但是他们在加强监管干预的威胁下不得不这么做。

信贷强制的结果十分矛盾。20世纪80年代的解决方案从债务危机中挽救了银行，但从长远来看却增加了还款负担，并因此导致拉美国家生活水平下降。在危机初期缩减债务本来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购买有毒资产、将其从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消除的原有计划能够以某种形式得以实现，金融体系的日子会比现在好过。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过于复杂，因为评估每种资产都涉及到不同的独特问题。

为避开这种复杂性，我们开始寻找简单的解决方法。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新楼的剪彩仪式上，英格兰女王问为什么事先没有人预测到这次危机。事实上，一年多以前，两位英国的喜剧演员（约翰·伯德和约翰·福尔彻）曾在电视节目中做出了最明确的预测，当时手握重权的金融家们还矢口否认他们的预测。

换句话讲，金融世界进入了某种狂欢季，身处其中的傻瓜成了智者而智者则成了傻瓜。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傻瓜的解决办法能够奏效。

经济活动在经历了深度衰退以后重新开始复苏理应是新的观念使然，而不会是人们被迫将金融资源投入合乎政治口味的项目的结果。能够成功发掘出这些新项目的不太可能是集中的金融策划体系，而很有可能将是大量的决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