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常被冠以“人道主义”干预概念的试验。但是，随着伊拉克陷入混乱，世界各国的外交官和领导人开始再一次诘问自己：当一个主权国家看似无力或不愿保护其公民免受种族灭绝、战争罪或是种族清洗之时，各国联盟或国际社会作为整体予以干预是否恰当。

        这一辩论的核心是所谓的“保护责任”主义。过去五年来，作为联合国任命的科索沃巡视员，我有得天独厚的机会观察到1999年北约在前南斯拉夫干预后这一主义的后果。科索沃随之成为由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领导的社会建设的国际试验场。

        试验一词恰如其分。事实上，科索沃已成为国际干预试验的皮氏培养皿。我在科索沃生活工作已久，足以目睹迄今为止的效果。我承认，这样的试验需要进一步研究。

       显而易见，国际危机干预的需要通常时间确定，而且要求足够迅速的反应。但是，在筹划此类干预之时，除军事因素之外，还应当集中精力进行有关快速部署关联的民事以及安全存在的国际政策讨论。这一点十分重要。如果人民的灾难如科索沃一般是由种族冲突引发，这一点尤为如此。

        如果1999年北约轰炸战役后的几个月内立即部署足够的民事和安全存在，就很有可能提供适当的机制，防止让受害者变成施害者的强烈反应。北约维和部队并未授权制止阿尔巴尼亚族团体进行的绑架、失踪、报复仇杀以及大规模破坏财产，从而导致了对非阿尔巴尼亚族（主要为塞尔维亚族）人口以牙还牙的大规模种族清洗。

        由于这一疏忽，如今，有害的社会和政治残渣充斥着科索沃。种族冲突没有降低，而种族仇恨依旧强烈。

        除了缺乏足够的民事和安全存在以确保每个社区安全外，还总体缺乏法律机制，对在干预期间和之后犯下的罪刑予以迅速惩处，造成进一步的紧张。事实上，紧张局势弥漫，以致任何亟待进行的和解进程的机会都十分渺茫。

        类似地，科索沃的国际社会并未投入足够时间帮助前战斗人员反省其残暴行为的集体责任，而无论是否直接或间接个人卷入。缺此，改善局势的努力犹如建造空中阁楼。

        缺乏对武装干预后局面的远见以及计划对于那些表面上被“解救”的人们而言不仅危险，而且具有反作用。除非人道主义干预建构得保障基本安全，否则，最初引起干预的根本性敌意将会被增强，而非削弱。

        正是如此，科索沃的稳定和社会和平在北约干预六年之后看起来依旧遥不可及。尽管联合国经常保证说科索沃正在通往和解和真正的自治道路上，北约官员指出，计划在这一省份维持长久的军事存在以便“保证政治进程善始善终”。

        这使得我联想到另外一个关键点，即，对于任何未来的人道主义干预而言，一个可操作的退出战略与进入战略同等重要。为使得国际干预有望成功，从一开始就需要有关“成功”的标准。只有清晰的标准才能让国际势力的卷入善始善终。在科索沃没有这样的清晰标准。所以，北约和联合国对于何时以及如何撤离均不知所措。

        有人曾说，轰炸易，重建难。此言不假。从军事上击败一个政权相对容易，而在其基础上建立稳固、可持续的公众社会则极为困难。联合国大会在开始编撰“保护责任”主义之时，应当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