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美国的奥巴马新政府计划像当今大多数的大公司那样任命一位首席技术官。其他国家是否也应该这样做呢？

我想，与其盲目地跟从美国的做法，大多数国家更应该任命的是一位首席 信息 官。这位首席信息官把信息看成是一种变化的媒介，而不仅仅是一种效率的媒介。信息的自由流动限制了官方的权力并且使个人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正是自由市场的本质，而它也应该成为自由民主的本质。人们应该了解他们的官员在干什么，他们政府的政策成本，谁为这些政策买单，谁又从这些政策中受益。

当然，这样一位政府的首席信息官孤掌难鸣。但是他或她能够在每一个使用信息以及隐藏信息的地方实现以上的目标。

首席信息官本身并不具备制定政策的权力，但是他或她在政府中应该被摆在很高的地位，最好不要面对太多官僚机构的障碍。首席信息官没有自己的领地，也不会去与其他高官争权夺势，而只是在恰当的时候提醒总统或者其他人信息的重要性。

如果出现仅仅依靠劝说还不够的情况，那就需要总统（政府首脑）的决策了。事实上，首席信息官应该通过运用 信息 而不是法律权力来展现信息的力量，从而劝说人们去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政府的“信息机构”。首席信息官更多地是像四处传播“病毒”那样去运作，而不是被嫁接到政府的又一个附件。

这种病毒将持续地推动政府机构变得更高效和可接近，而不仅仅是更有效。理想的情况下，它应该通过改变政府雇员和市民的期望来影响他们。催生网上银行的并不是法律，而是被改变的期望和消费者的需求。（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些关于可靠性的法律，但它们仅仅是扮演一个授权的角色。）

简而言之，首席信息官不会推动政府制定“科技政策”，比如宽带的推出，而是会制定有关如何收集、管理和传播信息以供公众使用和分析的战略。首席信息官将会向政府机构提供有关公共关系的咨询意见。但是在这里公共关系应该重新定义，就像在非政府领域那样，它应该意味着倾听和讨论，意味着承认错误以便改正这些错误。

首席信息官不应该做什么也同等重要。他或她不应该试图将信息集中化，而是应该使它尽可能顺畅地自由流动。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信息流动性，类似于金融流动性。

那样首席信息官的目标是什么呢？

开放和透明并不仅仅意味着可以在网上获得一切信息，而是可以便利地获得、比较和分析信息。这包括从确切的数据到这些数据是如何呈现这些数据，以便对不同机构之间以及不同时期之间的数据进行对比。对于数据的操作也应该更便利，以便第三方、无论是商业数据服务机构还是记者都能够把这些数据以有说服力和能说明问题的可视化方式表现出来。

政府的首席信息官需要提醒我们，尽管因特网非常精彩，它还是对于那些会读、会写的人更有用。数字鸿沟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文化上的鸿沟往往会使很多人无法享受因特网的精彩。

首席信息官不应该是教育部长，但是他或她可以为信息技术的使用提供建议，从课程内容的设置到老师、家长和学生之间对于家庭作业、得分甚至校车时间的安排和午餐食谱进行全方位的沟通来实现机制改革，一切用到信息技术的地方都可以提供建议。正像消费者可以对产品进行评分，家长和学生也可以对各个老师的表现进行评分然后提供反馈信息。

首席信息官还需要认真地考虑信息安全问题，在这一点他或她应该与其他国家的首席信息官进行合作，因为网络犯罪是没有国界的。病毒、垃圾邮件以及其他类似的事物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背后所隐藏的巨大利益。与毒品交易不同，合法化不会使很多问题迎刃而解，但是它们所面对的情况却是类似的，因为经济都在这里扮演了一个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重要的角色。

我们必须进行两大变革。首先，发送电子邮件的费用应该比当前大大提高。其次。在管理各个用户机器的安全上具备得天独厚优势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需要更多地参与进来，在这里又一次需要建立机制使人们了解安全性差的代价以及使那些负责者付出代价。（就像我们要求驾驶员购买保险，也许我们也应该要求用户从他们的网络服务提供商那儿购买安全服务或者缔结某种保险）。

我们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有更好的信息去找到它们并且采取行动，不管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在私营部门。

政府可以做三件重要的事情：制定（和实施）法律、花钱（或收钱）以及激励民众。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一个能够运用信息的力量来激励民众的首席信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