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社会保险问题辩论的最为奇怪的观点之一令世界最为富裕的国家莫衷一是。这一观点认为，由政府资助的、固定金额的养老金体制（例如美国的社会保险体系）过时了。这些观点认为，对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后年代中的工业化经济体而言，这些养老金体制是不错的，但是，在当今高科技、网络化以及后工业化经济体中，他们已经落伍了。

这些观点的鼓吹者提出一个不同的模式。正如当今企业非常愿意通过分摊雇员们的私人帐户而支持工人们的养老金一样，如今的政府应当为雇员们的私人帐户提供分摊金，或者应当如此要求。这些帐户的价值将会随着市场的变化而起伏，而不是依赖于金额确定的、保证在退休时提供固定实际收入的养老金体制。

这一观点很奇怪，因为它把形势的经济学向后逆转。在有许多公司为给人们提供长期的、确定金额的退休养老金之时，政府建立一个平行的、确定金额的体制并且要求工人们参加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毕竟，在这种情况下，看重确定金额养老金的工人们可以为提供这些养老金的公司工作。

政府要求工人们也参加全国性的社会保险体系的主要益处是累积于那些确实应该重视确定金额的养老金但是还没有搞清楚他们究竟偏好哪个的工人们。这些益处还累积于相对贫困的工人们，这些工人们缺乏讨价还价的力量来使得老板们提供他们所的确想要、而且需要的养老金。

但是，如今并没有很多公司愿意提供长期的、固定金额的养老金计划。一个原因是，各公司如今和后二战几十年相比，更为清楚其自身的长期脆弱性。甚至连以稳定自豪的美国IBM公司也不想承担提供固定金额计划的风险。

以往提供固定金额养老金的公司具有两项好处可以抵消这种养老金的风险。首先，从公司辞职往往意味着在打折后提取养老金，这样就增加了员工的忠诚度。第二，顺从听命的会计门对养老储备金的回报给与乐观的假定，加之大公司风险承受能力较大，使得公司们向投资者汇报时可以展示一个明亮的财务状况。

今天，风险被认为更为庞大，而利益则较少。结果，越来越少的雇主提供固定金额的养老金了。

这种席卷全球富裕经济体的私人固定金额养老金的衰减是一件坏事，因为资产价格构成表明，年轻以及中年工人们极为重视固定金额的养老金。从历史上说，像政府或者投资级别的债券等那样的低风险资产以及类似股票和房地产等那样的高风险资产之间的预期回报率差异非常高。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巴罗以及像蒙德布罗特那样的数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由于高风险投资实际上要比理论以及标准金融技术所表明的远更为风险。

依我来看，这至少是由于对1930年和2000年的记忆占据了投资者头脑中过大的位置。当时，股票业绩极差。工人们以及其他资产拥有者非常看重的是安全、稳妥以及可预测性。所以，固定金额养老金计划非常有价值。

但是在当今世界，只有各国政府才有实力这样做，并且保证，当工人们退休的时候，养老金资产会安然无恙。我是一个社会民主派人士，我相信，如果说公民极为重视某一种经济服务或者利益而且只有各国政府才能够提供的话，那么，政府就应责无旁贷地予以提供。

我们经济学家知道，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真正的公共利益，例如国防、公共安全、司法以及向公民提供激励以制衡市场机制失败的影响。超越这些职能，就会产生很多缺点。如果私有市场机制具有两只手的灵活性，那么，政府官僚最多只有两个拇指。

但是，从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中征收工资税并开具数以千万计张的养老金支票是政府所可以做得好的例行公事以及半自动化的任务。私有企业从固定金额养老金计划中退出，政府在我们这个后工业化网络时代社会从事这件事要比在过去甚至更为重要和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