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如今，几乎所有人都同意银行需要更多的资本。克里斯汀·拉加德选择将这一点作为IMF总裁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传统金融危机分析将也注意力放在众多银行孱弱的资本金上，资本金过少让它们在2007—2008年资产价格暴跌时缺乏足够的储备来吸收所发生的损失。

纳税人，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纳税人，被迫站出来填补这一漏洞。如今，同样的灾难在欧元区上演了。唯一的希望是银行家最终被萨科齐大帝和默克尔天后救活，同时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站出来确保下不为例。

巴塞尔委员会打算大举强化全球银行体系的资本数量和质量。这将意味着所有银行都必须持有比现在多得多的核心权益，并按当地监管当局要求持有各种附加储备——包括留存资本缓冲、反周期缓冲以及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的额外缓冲。不幸的是，这些新规则的最终实施日期已经排到了2019年，而且即使到那时，仍会有一部分银行逃脱束缚。

事实上，银行需要更多资本这一广为流传的观点并非无可非议。杰米·戴蒙（Jamie Dimon）和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就是反对派阵营中的两大巨头。JP摩根主席戴蒙一直公开对监管者的方案表达异议，据目击者称，在最近一次与加拿大银行行长马克·坎尼（Mark Carney，他担任新机制中某个部分的设计小组组长）的口水战中几乎大打出手。

沃尔特·白芝浩则不会威胁坎尼或其他监管者的立场。他1877年就去世了。但在他的金融学名著、1873年出版的《伦巴第街》（Lombard Street）中，他写道：“运转良好的银行不需要资本。再多资本也救不了运转不良的银行。”我估计戴蒙——作为JP摩根的舵手，他成功引导该银行在不需要公共支持的情况下度过了危机——会说“的确如此。”

当然，监管者无法要求所有银行都达到白芝浩的“运转良好”标准。因此银行就需要用资本来当后盾。这是对完美判断的一种不坏的替代，而且至少可以被定义和测量。但多少资本才算足够？

从根本上说，即使他们和白芝浩观点一致，也没有银行家不认为市场信心要求他们拿出更坚实的资本基础来吸引批发融资和满足监管者更严厉的要求。但金融当局与银行在关于巴塞尔所要求的大举提高资本要求的利弊方面出现了重大分歧。

巴塞尔3，即巴塞尔委员会的新版全球银行资本充足度和流动性监管标准，将把权益要求提高大约两倍，此外对被认为“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还要施加额外成本。巴塞尔委员会的经济后果分析表明，资本要求提高所带来的增长影响有限，大约会导致5年后的GDP下降0.33%，完全处在预测误差范围内。经合组织的观点有所不同，认为经济增长所受到的影响将是巴塞尔委员会估计程度的两倍，而欧洲所受影响更大，因为欧洲公司对银行融资的依赖性远大于美国。

这与国际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IIF，全球顶级银行主要交易联盟）的结果大相径庭。IIF认为，提高资本要求会造成严重后果。5年后GDP会因此下降整整5%，失业率将提高7%。

IIF的预测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这些互相矛盾的估算间存在相当有趣的分析差异。监管者认为，更高资本要求对借款人信贷成本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对银行来说，资金总成本并没有提高多少。他们的估算基于著名的莫迪里阿尼-米勒（Modigliani-Miller）定理，即改变资产负债表上的权益和债务结构并不会改变公司的资本成本。如果权益更多，那么债务成本自然就会下降，因为公司（或银行）的违约可能下降了。

银行家认为，从长期看，莫迪里阿尼-米勒定理也许是对的，但也指出，要说服投资者银行实际上很安全，银行股应该被视为类似于公用事业股，应该具有较低的回报，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现今事故频发的当口。事实上，弗朗哥·莫迪里阿尼也指出，投资者存在“偏好停留”，要将他们赶出偏好停留地得付出点血本才行。对过去几年来投资表现甚差的银行来说，这可不是好消息。此外，银行认为它们需要握有比监管者字面要求更多的资本，这样才能维持安全边际。

各路观点的差异程度有些反常。尽管经济学家向来以意见不一闻名，但他们的估计一般不会出现数量级级别的差异。明智之举是在规则尘埃落定之前把这一问题交给巴尔的摩世界经济争论解决方案研究所（World Institute for the Resolution of Economic Disputes in Baltimore）。

不幸的是，巴尔的摩也好，其他地方也好，都不存在这样的研究所。没有人能够提供及时和（最重要的）权威的观点，让我们做出更有说服力的预测。两眼一抹黑的代价是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