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各国财长在荷兰斯赫维宁根出席会议期间又一次面临对《稳定和发展合约》作出改革的必要。围绕着改革的一系列问题一直都悬而不决，引起争议，但这次财长们在桌子上摊了牌。

《合约》涉及的基本问题就是它必须在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间找到平衡：一方面它要能够继续削减大规模的债务累积，另一方面它必须给政府更多的尝试空间去实施体制改革和恢复欧洲的竞争力。很明显，对于这样的改革，《合约》是一个障碍。为了达到艰难的预算指标，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浪费了很多政治精力和资本，而同时对于一些真正有挑战性的关键问题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如，人口老龄化，高税负，日益削减的竞争力。

原因就在于这些体制改革长期看来是获益的，而短期却很耗资。最初，《合约》是针对那些目光短浅的政府，旨在保护欧洲公民的，而其结果却是导致了更加目光短浅的行为。

拿养老金改革来说。此项改革旨在减少那种国有的，离岗付薪的体系的规模，促进私有的，资金充足的项目的发展。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削减对于公共体系的强制性的投入，同时保持目前退休人员的福利水平。结果就是预算赤字的暂时增加；而预算赤字仅在私有项目从国有体系手中接管了养老金债务时才会出现。《合约》目前的规则由于禁止预算赤字的暂时增加--甚至这种暂时的增加可以促成长期的财政巩固，而因此妨碍了此类改革。

欧洲国家的决策者们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一些欧盟成员国--特别是中欧和东欧的新成员--已经开始使用私有化收入为养老金改革提供资金。但即使这样也未必能满足开支。

为了克服《合约》对体制改革存有的偏见，欧洲委员会在上一次财长会议上要求对这一问题给予更多自由决定的权力，并进一步强调显性债务问题：那些具有较低债务/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国家在财政政策方面将会有更大的自由。一些财长还认为养老金改革和长期的财政可持续性应该对《合约》下对某国家的评估起导向性作用，而另一些国家则坚持《合约》应和《里斯本日程》挂钩。这样，那些正在向达到《日程》目标努力的国家，在预算赤字方面就会有更大的灵活性。

一些革新性的做法可能会很有用。但这些做法却冒着给欧洲委员会或者未来的欧洲议会决策过多自由权力的风险。《合约》以规则为依据的做法本质是正确的，但却需要有能够严格定义的操作规定。否则，规则则无法实行。

再考虑将《合约》同《里斯本日程》挂钩的建议，其中包含了100多项指标。但是如果某一国家在一方面取得发展，在另一方面出现衰退该如何是好呢？委员会不可避免的要分析不同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从而，从政治上来讲，不合法的干涉了某国的决策进程。同时，如果给欧洲议会，而不是委员会，过多欠考虑的自由决定权，那么恢复预算平衡的'同辈压力'也许会很容易变为'同辈保护'。

那么，能否在不放弃《合约》以规则为依据的方法的条件下，使《合约》能够有利于，而不是妨碍体制改革呢？我们认为可以。问题的关键就是选择一些体制改革中综合性的但可以精确操作的指标，然后应用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公共债务的建议：那些在这些指标方面正取得进步的国家可以在预算赤字方面有更多余地。

可以满足这一用途的一个明显指标就是公共养老金体系的隐性债务--即，目前现存司法体制下所有未来养老金开销的折损值。理论上来讲，未来的赤字可以通过增加投入来削减，但是欧洲的社会保障投入已经过高，限制了就业机会的创造和经济发展。而恢复经济发展，又不对未来造成影响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养老金改革削减国有体系的未来费用。

当然，任何关于隐性养老金债务的预测都需要警告和主观提出的假设前提。但《合约》目前的贯彻也是如此--比如，在有关如何计算预算赤字和如何定义政府收入的条款中。而且，委员会已经开始努力协调各种公共养老金费用预测所需的假设前提，并且实现了跨国可比性。最后，为了进一步加强跨国可比性，判断的标准定为一定的经济和人口条件下养老金债务的浮动，而不是债务水平本身。

关于为何将关注点集中在同养老金改革相联系的未来养老金债务浮动上还有一个更加本质的原因：欧盟没有权力干涉个体成员国的养老金债务问题。比如，假设西班牙有着非常慷慨的养老金体系，这又与欧洲的其他国家有什么关系呢？

对隐性养老金债务的额外关注还会更有利于公众了解养老金体系。调查显示，大部分欧洲公民不是特别清楚不同代人之间收入再分配的程度。许多人甚至认为他们的投入会在个人资本账户中逐渐累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钱其实还用于给目前的养老金享受者提供资金。

好消息是这些调查( www.frdb.org ) 还显示那些对养老金体系了解更多的公民会更加支持改革，对于隐性养老金债务的预测将会增加以前在离岗付薪体制下隐含的不同代人间收入再分配的透明度。因此，政府在那些刻不容缓的改革方面会赢得更有力的政治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