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的选民们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如今，新政府成立和新宪法拟定势在必行。 Paul Salem 认为，对于那些正在寻找一部可以调和国内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争端的宪法的伊拉克人，黎巴嫩也许能为他们提供导向。

全世界范围内，在像中东这样一块动荡不安的土地上重建一个满目战争疮痍、内部四分五裂、又遭外国干涉力量困扰的国家，其艰难程度难以想象。更不要说，还要在这块以专权政府闻名的地区从头创建一个民主制度，那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黎巴嫩，在经历它如同噩梦般的持久内战(1975-1990)后，却成功应对了这一挑战。因此，黎巴嫩的某些经验能为伊拉克提供榜样。

黎巴嫩和伊拉克一样，拥有各自生活在20世纪划定的州界范围内的古老教派。尽管两者都存有一种强烈的现代民主主义感，但是古老的民族和宗教教派在塑造政治身份和公共生活方面扮演着决定性角色。

两个国家也都拥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层阶级和知识界以及更为传统的精英群。两国社会也都有过一段复杂的历史，经历过和平的协作政治年代，也有过充满暴力和血腥的时代。

黎巴嫩近代史给人们的教训中，有一个比其它都引人注目，即：在诸如黎巴嫩和伊拉克这样的政权分掌社会，联盟民主体制比多数选举制的胜者全拿型民主更受青睐。黎巴嫩避免了一个教派独揽大权的风险，因为黎巴嫩的宪法强制性地规定了主要教派之间 永久性 的分权。这些规定被同样应用于议会和行政机构。

黎巴嫩的战后议会席位被广泛分配给各大教派，因此就算失去人数上的优势，也没有教派会担心被排挤或害怕失去政治代表的权利。在行政机构中，为了鼓励、事实上是强制多方合作并避免独权专治带来的风险以及对独教掌权镇压的恐惧，部长理事会由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派的双方力量平衡组成。

此外，政府内的三大主要职位——共和国总统，总理以及国会议长——被平分权力并在三大主要教派间平等分配。并且，各大教派之间的共存与合作被作为基本原则神圣地写进黎巴嫩宪法。推行任何增加教派间紧张关系的政策或法律将被视为违宪。

伊拉克已经采取了一些此类措施。伊拉克管理委员会和过渡政府都是借鉴了黎巴嫩的联盟政体，根据深思熟虑的比例，由伊拉克的三大主要教派组成——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然而，伊拉克仍然没有议会也无宪法。

至于议会，没有必要照搬黎巴嫩根据宗教身份强行委派席位的做法。同样地，草拟伊拉克议会选举法时应该考虑以下两个重要的因素：

· 首先，选区的划分应当保证议会能广泛代表国家内所有的主要教派，不遗漏任何一个教派。

· 其次，每个选区都应为多人选区，并且应该尽可能地包含多于一个教派的人口，以鼓励教派中立政治以及能与所有教派沟通并且知道如何解决教派间争端的中间派政治家参选。

直到选举之后，才有必要在伊拉克实施黎巴嫩的战后措施：委任伊拉克过渡议会的成员。这可以被形容为一个临时的顾问型议会，或“舒拉议会（Shura Council）”，但是它应由来自全国的、从管理委员会和过渡政府中经由全国性的讨论选拔出的几百人组成。

如此庞大的一个舒拉议会将在过渡政权中代表各个阶层的伊拉克人，也将作为伊拉克应当尽早举行的选举前的议会及本国政治的开端。

至于新宪法的起草，黎巴嫩的政府分权原则必须是首要原则。除了平衡议会和政府内的代表分配，还需要在国家最高权力办公室之间找到折衷点。

如同黎巴嫩一样，伊拉克可能需要在总统、总理和国会议长之间建立某种平衡，并且确定各主要教派领导人能相互牵制。这将强化教派内的合作，将重回任何形式的教派独权或教派专政的风险降到最低。

当黎巴嫩成为混乱暴动、武力冲突和政治无望的代名词时，作为一个历经了黎巴嫩最黑暗的时期、目睹了它迅速重新构建起一个运转正常的共享民主政治体系并令人惊异地重归常态的亲身经历者，我知道伊拉克可以做到政治重建。与黎巴嫩人一样，伊拉克人已经遭受了足够的苦难。当永久性政治权利在这个国家相互怀疑的教派中得到认可时，伊拉克人就能悬崖勒马，为他们自己建造一个与他们的智慧和历史相称的伊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