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政治教士

伊朗神权政府似乎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它与西方国家在核计划方面的分歧、与叙利亚的密切关系以及在黎巴嫩和伊拉克日趋扩大的影响都在宣告一个地区大国的诞生。然而，尽管伊朗的强盛引起了西方分析家和邻国的高度警惕，但事实上伊朗政权赖以存在的根基一点也不稳固。

1979年革命结束了伊朗帝王政治的传统，建立了以什叶派神学为基础的崭新的政治秩序，赋予法学家/教士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伊朗历史上，虽然什叶派神学院对伊朗社会和政治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它们仍然属于民间组织。直到伊朗革命后，神学院机构才被公认为政治合法性的源泉。

变化发生在阿亚图拉霍梅尼提出“法学家执政”的理论之后。在霍梅尼看来，执政的法学家可以根据自己对政府需求的理解来修改宗教法律。于是，此前由不同神学院履行的高度分散的职能逐渐被集中到了政治领袖的手中。进而，神学院组织也不再只是管理宗教事务的民间机构，而是演变成了为政府利益服务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组织。

这一变化的意义非常深远。从历史上看，什叶派神学院的组织和结构十分松散，一直采用前现代的管理方式。而由于基督教堂和教会秩序的管理框架十分严谨，因此西方人很难理解松散的宗教机构是怎样一种概念。但正是由于这种灵活的层级制度摆脱了书面规则和组织秩序的羁绊，才使得神学院及其特有的诠释传统能够摆脱来自不同朝代及君主的一切干扰，从而在专制的政治制度下完整地保存下来。

什叶派定位的改变也反映出政治所受到的现代化影响。因为什叶派原教旨主义现象本身才出现不久，早期的伊朗革命者就不可避免地按照伊朗反对派在革命前提出的最为有力的理论，也就是共产主义理论来开展宗教学院的重建工作。通过以一党模式对宗教学院实行“现代化”，革命者最终获得了控制权，而宗教学院也基本变成了国内政治体系的一种延伸。

阿亚图拉霍梅尼和伊拉克纳杰夫的阿亚图拉Abul Qassem Khoi等宗教权威人士（马里亚什）的逝世标志着集宗教和政治大权于一身的统治者梦想的结束。伊朗目前的最高统治者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Seyyed Ali Khamenei）的宗教学位受到来自神学院和宗教精英各方的置疑，其自身的素质不足以担负执政法学家的重任。结果，哈梅内伊在宗教合法性方面的明显欠缺促使政府对宗教组织实行全面的控制，进而进一步剥夺了神学院原来享有的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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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来，政府夺取对伊拉克什叶派宗教机构控制权的条件也近乎完美。在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下，位于纳杰夫的什叶派神学院受到种种限制，而这些神学院曾经是与伊朗什叶派组织分庭抗礼的主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教士被迫向伊朗库姆神学院迁移。

事实上，伊朗对什叶派宗教组织日益扩大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伊拉克。政府20世纪80年代在黎巴嫩建立真主党游击队武装的行动也扩大了这种影响，进而加强了对该地区最为重要的什叶派区域的控制。伊朗政府紧接着巩固了自己对中东什叶派网络的控制，并正在利用这种控制来为自身谋取利益。

因此，其他什叶派权力中心从伊拉克目前的混乱局势中脱颖而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主要通过控制伊朗和区域内宗教权威机构和什叶派组织的经济来源，成功地促使什叶派宗教机构实现了政治化。伊拉克颇有威望的什叶派教士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为了保护自己属下脆弱的组织网络未能采取独立行动，尽力避免与伊朗对伊拉克政策发生直接冲突。结果即使在萨达姆倒台之后，纳杰夫神学院的衰弱状况也没有得到多大改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似乎正是伊朗的神权理论导致了神权政治的衰微。随着神学院的政治化及其独立能力日益减弱，这些宗教组织已经不能在政治上赋予政府合法的地位。同时，神学院也已经无法在宗教领域履行自己的传统职能，为国内的民间团体提供支持。

在伊斯兰共和国未能兑现其对伊朗民众所做出的经济和政治承诺的时刻，伊朗政府最突出的弱点可能莫过于缺少一个可信的宗教权威机构，能够为政府存在的种种缺陷找出正当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