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目前的信贷危机已导致对全球增长大幅回落的预测。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纷纷对糟糕的资产负债表和信贷保护进行了回应，企图以此限制对各自的经济体在金融业之外造成极端的伤害。

在美国，金融业正经历着一场高速但永久性的结构性变化，其结果可能会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事实上，这些国家已经出现粮食和石油的相对价格的巨幅上扬、穷人的粮食危机和由商品价格上涨所引起的更高的通货膨胀。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一直是商品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种局势的绝大部分是他们自己也无法控制的。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和我的发展委员会的同事们试图去了解13个发展中国家是如何在2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取得7 ％甚至更高的平均增长率的。在5月发表的“发展报告”里，我们试图去理解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远未达到这一成就，并探讨了这些国家如何向高速发展的国家学习。

参与全球化经济造就了持续的高增长，而高增长必须参与全球化经济。这不仅仅意味着能够为潜在的巨大的出口市场生产产品；重要的是，它还涉及到引进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即知识。经济体学习的速度可以超过其创造的速度，所以欠发达国家相比今天的工业化国家，在向富裕的道路迈进时，前者比后者的成长速度更快。

由于全球化经济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他们的领导人、劳动大军和企业家手中。今天，存在着潜在的不利的全球性趋势和挑战，其中许多是13个高增长的国家从未经历过的相对较新的局势。

最直接的是，主要从美国、但又不完全是从美国产生的金融危机，其向美国之外蔓延，打击了全球经济的所有领域。这过去是、现在仍是资产泡沫带来的结果。对杠杆效应的过度运用，以及与复杂的证券及衍生产品相关的透明度方面的严重问题（这些证券和衍生产品本来是应该分散风险的，而最后却增加了已经因为过多的债务而存在的系统性风险），都对资产泡沫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许多事情已看得很清楚了。首先，极其严重的金融危机可以拖垮实体经济，信贷的缺乏是其最有杀伤力的渠道。其次，目前的监管架构不足以确保美国经济的稳定。美国的轻率的、不完整的并且零散的监管模式将无法再生存下去，它也不能用来作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楷模。

第三，促成此次危机的因素还包括：低利率、压缩风险利差、美国人的低储蓄的全球经济失衡的、消费量超过产量以及不断攀升的贸易赤字。大的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把贸易顺差和高储蓄率相对于投资来运用，这样，美国的资产泡沫导致了国内消费的增加和储蓄率的降低，这早该会引发通货膨胀和高利率。

那种情况照理应该对遏制资产价格增长起一些作用，并且会提高储蓄率，减少投资，也许还可以降低贸易赤字。但一般来说，自动稳定效应不会在全球经济范围内生效，这意味着，各国政策必须互相协调。

第四，监管架构将需要重建，而这将需要全球共同的努力。如果没有国家间的协调，破坏性的监管竞争将使监管改革失败。最后，在这场危机中显而易见的互相依存性和全球性风险，将可能、也应该导致各国采取这样的金融结构政策，即能在某些方面使其免受外部冲击的政策，即使这样的政策会增加成本。

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在如此众多的领域中，诸如金融市场、产品安全，传染病，自然资源的依赖和全球变暖）已非我们的集体能力和政策反应协调能力所能应付。恢复这种平衡需要时间、领导力、观念的转变以及创造力。

在过渡期间，此种不匹配给每一个人带来了风险，这包括发展中国家。它让人们怀疑开放的净效益是否为正面积极，它还使人们对自由市场需要何种调整以达到利益和风险之间的合理平衡感到迷茫。

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与八国集团，对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稳定，有着共同的责任。但是目前，他们履行这一职责和影响全球政策的渠道有限。此外，我们一起必须更好地预期问题，而不是总以被动的模式面对危机。

全球性经济和其不断的开放程度曾让30亿人在战后享受增长的成果。它也可以向另20亿人提供一块经济跳板，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实现他们的抱负。但是，开放会带来风险，而其中许多风险出乎我们意料且大部分管理不善。可以理解人们为什么持怀疑态度并在信用危机发生时感到愤怒。开放需要保护，而保护的最佳途径是有效、务实和包容地管理日益加强的相互依存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