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某个峰会的特色常与其召开地点暗合。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的举办地是位于伦敦肯辛顿区的地质博物馆，这个透着远古气息的地点暴露了那场会议有多么不合时宜：当时，国际经济合作就像恐龙化石一样古怪。按这个标准来看，法国诺曼底地区的多维尔小城，虽残存着昔日名流雅集、奢华饮宴之余韵，却略显几分没落，恐怕也不是G8峰会的福地。

今年，G8首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很有趣，但也很边缘，比如互联网的经济影响。更糟的是，他们讨论了一些重要问题，比如粮食保障，但讨论的方式却很边缘。

粮食问题第一次成为主要议题是在2009年7月的意大利拉奎拉峰会，当时是为了应对已现破灭之兆的大宗商品泡沫，但这个泡沫后来又以雷霆万钧之势卷土重来。此次G8峰会，要讨论缓和之策。

然而，同粮食问题紧密相连的一大堆更宽泛的经济问题，恰恰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正确处理。尽管全球经济如今看似普遍复苏，国际经济合作却比1945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脆弱。

疲软的粮食保障反映了当今世界的无序状态所带来的一切问题。经济与金融民族主义甚嚣尘上。人们谈论着货币战争、各国对银行业各自为政的管理和监管和提升贸易保护水平的种种主张。而这一切问题又都是互相关联的。

关于货币政策的讨论最具火药味儿。由于美国维持低利率，各大金融机构可以廉价地借入美元，再到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去追逐高额回报。

结果，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若干经济体陷入两难。如果它们为了紧缩经济而加息，只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如果它们让本币升值，虽然可以部分缓解资本流入，但也会打击出口行业，推高失业率。新兴市场大国如巴西、中国、土耳其的政策制定者，反复批评美国及其货币政策是通胀、社会紧张和政治不稳定的源头。

各大工业国低利率的种种后果中，最显著、最危险的就是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尤其是粮食和能源。正如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所证明的，在这些市场上决定价格的是一种类似拍卖的机制，所以，货币扩张的效应会特别快地在大宗商品市场上体现出来。相反，就具有品牌的产品而言，由于生产商投入了大量成本以巩固市场，这个市场的价格就不会那么快地反映货币政策的效果。

粮价高企的一大后果是，许多国家会增加耕地面积，导致全球粮食增产。不仅是巴西、俄罗斯和中国，还有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南非——其实是每一个还具备有效政府的非洲国家——在最近十年中都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

这本该是件好事儿：世界更有能力养活自己了。但鼓励粮食增产的经济激励——高粮价——同时也导致了供应问题、生活水平下降和大众社会矛盾，尤其是在城市群地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上，粮价上涨是很多政治革命的导火索。塑造了现代世界的三场革命——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其直接原因都和粮食短缺、饥饿恐慌和粮价争端有关。

1789年，没有面包吃的恐慌席卷法国，政府没有能力确保供应，导致了“旧制度”的垮台。人们怨恨地把路易十六称作失职的“面包师傅”。1917年，战时通胀瓦解了沙俄帝国的稳定，农民害怕货币贬值，于是囤积惜售，令城市陷入饥馑。布尔什维克靠着“面包会有的”（还有和平）的诺言获得了权力。中国也一样，二战后的通胀引起了粮食恐慌。

粮价的影响往往不限于一国。1848年，欧洲各地同时爆发革命，导火索就是当年的普遍歉收，最突出的代表是爱尔兰大饥荒。而今年中东和北非的大众抗议也是由粮价上涨引发的。尽管埃及和突尼斯的经济颇有增长，民众却不得不付更多的钱买面包。

此外，不应认为这纯属地区现象，所谓阿拉伯之春。类似的不安促使农村反对城市，一旦两边都提出更多的主张，就有可能动摇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治秩序。

近几十年，传染性的金融危机频发，无序状态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的例子屡见不鲜。主要全球性货币的表现正在酝酿一场新的风暴。未来几年，甚至几个月，有可能爆发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如1848年，为了获取食物的斗争正在制造超越国界的不满情绪，威胁着现有政权，并且促使大众起来要求一个更加正义的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