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十年以来，欧元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作为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量级货币，它的表现超过了美元、日元，直到最近也一直在强大的人民币之上，同时以欧元计数的债券交易与美国市场相当。

但欧洲应该做得更好。它应该采取更富想象力的举措，以释放更多真正的经济自由度和竞争，停止扶持国家企业，并开始给予欧洲央行更多的支持。欧元区的政策制定者们也应该在世界关键性的经济俱乐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特别是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成员国更应该放弃它们在G-7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欧洲货币联盟的每一个成员国都在G-8现身或许还讲得通，但在主要的经济组织中却不然。如果它们自愿在这些论坛中统一行动，那么欧洲就能在最高级别的国际经济讨论中为其他重要的国家腾出必要的空间，而此举将会赢得全球政策制定者们的更多尊敬。

从内部而言，衡量欧元区的“成功”的最佳指标是经济增长。许多评论家援引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增长率参差不齐的现象作为失败的佐证。但在许多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的单一货币区，也显现出同样的分野现象。同样明显的是在没有货币市场作为宣泄经济和金融压力的“阀门”的情况下，经济的不稳定性可能增加。

实际上，欧元区的领导人们不应该过分关注内部增长的差异而应该更重视整体经济表现欠佳的明显信号。尽管自欧洲货币联盟启动以来经济增长较为平稳，但人均GDP—可能是衡量经济成功的最佳指标—却显示欧洲落于其他地区，即便是统计数据由于劳动力规模的原因进行了调整之后依然如此。欧洲生产力正在掉队也是众所周知，可能正是同样的原因造成了欧洲在和其它对手相比之下的沉闷、谨慎和缺乏雄心。

在内部竞争的问题上，大多数欧洲国家仍然保持着国家“条框”内的思维方式。为了能让欧元在提升欧洲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方面发挥应有作用，各国政府必须允许—甚而鼓励—整个欧洲货币联盟区域内更为积极的竞争。

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在应对世界经济中正在发生的全局性变化上几乎无所作为—除了抱怨中国的进口商品和俄罗斯进攻性的使用其商品以及最近令人难堪地沉迷于所谓主权财富基金。

作为成功应对了创立欧盟和货币联盟的挑战的各国而言，这样的表现实在差劲。在这些划时代的事件所必需的外交斡旋及努力之后，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应该能够应对IMF、世界银行、G-7和G-8的改革。然而所有这些机构都仍然反映着二战以后的情况，这对当今的世界几乎没有多大意义。

例如，为什么要有一个像G-7这样的，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经济组织呢？中国在2000年就摆出了架势要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它对全球经济活动的贡献几乎与欧元区相当。没有中国的切实政策步骤，当今大多数的全球经济问题都几乎无法解决。的确，G-7怎么能够大言不惭地对其体系外的一个国家的货币一次次妄加评论并期望得到积极的回应呢？这几乎就是一场闹剧。

同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尽管有着共同的货币政策和货币，也都是G-7的成员。如果欧洲央行和欧盟的财政部长们能够在G-7会议之前达成一个共同的立场，并允许由一个共同的会议代表和欧洲央行总裁来阐述他们的统一观点，那么情况会好得多。由于部长们在每次G-7会议前都要碰头，所以这项程序应该很容易引入。

的确，今天一个“金融G-6”可能比现在的G-7更有意义，但这种情形可能明天就不复存在。再过十年，印度可能进入第一层次的经济强国之列。抑或英国也可能加入了欧元区，从而使其独立的角色变成多余。在俄罗斯和巴西仍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加拿大还保得住自己的位置么？还有哪些蓄势待发的经济强国？

诚然，我们需要为重要的国际组织建立一种成员制度从而确保它们的架构是合适的，并确保有足够的灵活性允许成员更替。改革的方式应该是建立一种量化的指南—在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的框架内—来授予G-7的成员资格。

欧洲应该显示出模范的领导力—让世界从其在金融外交方面的深厚经验中获益，并愿意迈出前进的第一步。鉴于欧洲已经成功地缔造了欧洲货币联盟、《马斯特利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协定》，建立一个确定G-7式成员资格的体系对于欧元区的专家们来说应该相对容易。除非欧洲国家在全球金融制度改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项改革将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