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法国和荷兰拒绝通过欧盟提出的《宪法条约》后，欧盟领导人就忙着相互指责，要不就是责怪法国和荷兰人误解了问题的含义。但无论他们怎样相互指责，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欧洲共同体成立五十年后，欧洲迫切需要全新的政治规划，至少也得是全新的政治框架，才能够继续支撑欧洲的团结。

可以肯定的是，法国和荷兰公民并没有对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做出回答。他们的投票是抗议全球化、拒绝现代社会，因为现代社会遥不可及的执政机制令他们难以理解。和反全球化运动一样，新出现的反欧洲主义可以被视作希望建设一个“不同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反欧洲主义的本质其实是“欧洲改良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和其后的冷战使欧洲统一成为一项和平的事业，只有借助统一才能捍卫西方世界的根本价值观和共同的经济繁荣。但1989年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欧洲大陆消除分歧的历史性机遇，都需要我们重新定义欧洲的事业。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为欧盟创立了全新的组织构架，打下了能够与欧洲经济实力相媲美的政治制度基础。2000年的《尼斯条约》是蹩脚妥协的产物。

2007年伊始，德国开始就任欧盟为期6个月的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声明异常清晰有力：欧洲委员会2005年批准的征求意见期已经结束。德国作为轮值主席国将竭尽全力落实《宪法条约》的决议，而即将在2007年3月25日发表的《柏林宣言》能够使人们看到欧盟的未来。《柏林宣言》选择在这样一个时刻发表是为了纪念《罗马条约》发布50周年。德国的目标是给继任的欧盟轮值主席国¾斯洛文尼亚、葡萄牙和法国¾留下未来改革的路线图。

过去，政治家们每次探讨欧盟的未来，总要像德国外长乔西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在2000年一次著名的讲座上那样提到固定的欧洲统一模式。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是随之而来的学术辩论的始作俑者。这样的学术辩论不仅在美国文化的迷惑下认清了欧洲自身的特点，也明确了欧洲该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现在是时候进行一场类似的辩论，就欧盟未来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首先，该如何处理国家利益和欧洲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涉及到权限如何分配，而且涉及到何时遵守国家政府协议、何时服从欧盟共同机构的根本性问题。欧盟共同机构指的是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议会。

其次是欧盟的范围问题。欧洲是地理和历史的特殊混合物，而欧盟的界限¾也就是欧盟进一步扩张的前景¾既取决于欧盟对申请国的吸纳能力，又取决于申请国自身的适应能力。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加入欧盟后，欧盟已经拥有27个成员国，而土耳其、克罗地亚、还有其他巴尔干国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还在等候批准。扩张是否是确保和平与稳定的唯一有效政策，还是欧盟除完全吸纳所有申请国以外的“睦邻政策” 能够像从前《马歇尔计划》在西欧地区那样，成为支持发展和稳定的有效途径？

第三，与其就选择“自由”还是“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无谓地争论不休，我们需要将英国、瑞典、德国和法国的经验进行比对。它们的经验是究竟是相互排斥，还是有可能融合？到底哪些政策能够降低失业？哪些措施能够确保欧盟具有全球竞争力？我们怎样才能缩小欧洲各国之间发展和物质福利现有的差距？

第四，欧盟向往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愿望必须得到满足。今天世界所面临的威胁是超越国界的，因此我们必须超越国界的限制来采取对策。但这需要明确的欧洲共同身份才可能实现¾于是就产生了需要捍卫的共同利益。只有明确了欧洲各国的共同之处，才有可能对能源供应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采取共同的对策。

这些问题可以成为所有成员国同时进行磋商性全民投票的主题。其结果会导致条约得到简化，提交给尚未表决的9个成员国进行表决。这样欧盟不仅能够获得政治上的权利，同时还会拥有明确的程序规则。

不这么做欧洲就会陷入瘫痪。如果欧盟继续按照《尼斯条约》来进行管理，就不会为进一步的政治融合或扩张留下任何空间。现有的规则也根本无法确保欧盟机构的有效运转，而起草新的宪法条约可能要比起草现有提案耗费更多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用主义将会盛极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