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剑桥——对贫穷社会的全面愿景总是统领有关发展的“宏大构想”。从所谓的“大力推动”到“平衡增长”，从“华盛顿共识”到“第二代改革”，其重点总是飘忽不定。

今天在发展问题上的风潮也不例外。对于“管治”议程的盛行关注带来了大范围工作，力图在发展中国家重塑机制，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联合国千年发展项目包含在人力资本、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农业科技等领域大规模协调一致的投资推动。

但是，此类全面策略也有特立独行的异议人士，其中，赫希曼无疑最为突出。实际上，联合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已经认可了赫希曼具有创意的贡献，并且在今年以他的名字设立了一份奖项。

在其卓著的生涯中，赫希曼的治学兴趣从经济发展转移开来。但是，当他还在参与发展问题的辩论之计，他就会经常提醒世人，任何具有采取全面项目能力的国家从一开始就不是欠发达国家了。

的确，他曾经抨击加尔布雷斯提出一长串使得外国援助有效的先决条件。赫希曼写道，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满足这些条件，它们就可以给美国提供外援了！

赫希曼相信，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并非全面理论想要人们相信的那样有局限。欠发展问题独有的不平衡创造了决策者们可以抓住的机遇。我们不应当依赖于外国的时尚观点，而是需要进行试验并且寻找独特的解决之道，让我们规避限制发展的社会结构。

赫希曼有关发展问题的中心观点极为成功。过去半个世纪的主要经验就是决策者必须具有战略眼光，而不是面面俱到。他们不应当盼望他们可以让他们的社会全面转型，而是应当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条件。他们需要确定重点和机遇并且在此基础上展开工作。他们应当追求连续累积的变化，而非包罗万象、一蹴而就的突破。

成功的国家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它们都提供某种程度的、有效的产权保护和强制履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努力融入世界经济，并且为产生效益的多样化和创新确保适当的环境。

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迥然不同。例如，更大程度地融入世界市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韩国实行出口补贴，马来西亚采用出口加工区，新加坡推行跨国公司的投资优惠，中国实行经济特区，墨西哥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而智利则采纳进口开放。

最佳设计的政策总是取决于当地情况，利用现有优势并且努力克服国内限制条件。这就是为何成功的改革不能总是照搬。毕竟，改革并非温室作物，可以随意在任何土壤中移植。

而且，创造经济增长要求有的放矢，而不是面面俱到。任何时候重要的问题都是减轻社会当前的强力局限，这也是为何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政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农业供应激励不足限制了中国。如今，巴西受到信贷不足的局限。萨尔瓦多受制于缺乏外贸商品的生产激励。津巴布韦则受到不良管治之苦。

这些问题都要求采用不同的方式来释放增长潜力。我们所需要的是有所选择、目标明确的改革，而不是一张洗衣清单。

各国如果不利用高速增长时期来加强其机制基础就会陷入困境。两种机制尤其需要加强。一是冲突管理机制来增强经济对抗外部冲击的韧性，二是促进高效多样化的机制。七十年代末期，由于第一种机制软弱，非洲的增长崩溃。九十年代早期，由于第二种机制无力，拉美的发展失败了。

这一思路对于设计合适的全球经济安排具有极大的影响。赫希曼对于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前侵入各国国内决策的程度一定会感到惊讶。由于国际官僚喜好所谓“最佳实务”和共同标准，这些机构根本难以做到寻求具有创新性、适应各国特殊国情的独特的途径。

但是赫希曼同样也会指责发展中国家政府，因为它们没有履行其责任并把责任如此随便地交给了外部机构。因为在最后，还是要由各国来说：“谢谢，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处理。”

许多经济学家对赫希曼的策略感到怀疑，因为这些策略并不符合这些经济学家一贯训练所实施的经济学理论。但是多年来，经济学也变得丰富多彩。动态模型变得更为平常，“次佳实务”经济学蓬勃涌现，政治经济学成为主流，而行为经济学则对“理性参与者”提出了质疑。结果，赫希曼要比自己想象得越发不如此特立独行。常规智慧可能最终与他并驾齐驱。